【编者按】
徐国懋（1906—1994），上海滩知名银行家。曾任金城银行总经理，并曾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任董事职务。历任上海市政协常委兼秘书长，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民革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等。

1949年上海解放前后，徐囯懋在形势不明、人心不定的情形下，曾离沪赴香港暂居，后在中国共产党的诚意感召下，回到上海参加国家建设，为金融事业作出了贡献。此文成稿于20世纪80年代，真实记录了他离沪、回沪之间的心路历程。
1980年，民革上海市委举行纪念上海解放31周年座谈会，这是部分参会者的合影。赵祖康（前排左三）、武和轩（前排左四）、刘昌义（前排左二）、徐国懋（三排左三）。
上海解放前夕，我被迫由上海去香港，后来受周恩来总理感召，又由香港返沪。这段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了70年，但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
迷惘中离开上海
1949年年初，国民党军队在淮海战役遭到惨败，上海军政当局表面故作镇静，实际各自有“撤退”的打算，社会上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当时，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因在国民党当局发行金圆券期间遭到威胁，于1948年下半年去香港。随后不久，他从香港来函嘱咐我负责金城总处和沪行的工作。我在金城已工作了十多年，对该行有着深厚的感情，并对周作民有知遇之恩，不愿辜负他的期望，也不愿眼看金城沦落到无人负责的局面。因此，向周表明愿意，决定留守上海，负责金城工作。
这时，上海的气氛一天天紧张。我原来坚持不走，留下来负责金城工作的想法亦开始动摇。正在我犹豫不决时，挚友郑宝南（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团总务处长）从遥远的美国纽约专程给我打来电话，催促我尽快离开上海。经朋友多次劝告、催促，我对金城银行的事作了安排，把行务的担子交给了沪行副经理殷纪常。他知道我的意思，也理解我的处境和难处，但他怕整个行务的担子压到他身上挑不起来，感到十分为难。我再三告诉他，我的离开，只是暂时的，待上海局势安定下来，马上就回来。最后，殷接受了我的嘱托，但希望我履行诺言，一定要回来。于是，1949年4月底，我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离开上海，悄悄到了香港。
在香港接受新中国召唤
我突然独自出走香港，除殷纪常外，包括周作民在内，事先谁也不知道。到了香港后，我住在九龙塘司达福道姨妹家中。第二天早上，我到香港金城银行看望周作民。他见了我大吃一惊，以为上海的金城出了什么事情。我即原原本本地向他作了解释。周作民听了我的陈述后，理解我的处境，非但没有责怪我，反而宽慰我，并作了安排。
1949年七八月间，世界基督教青年会亚洲地区会议在曼谷召开。该会曾致函在香港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梁小初，希望中国青年会能有代表参加。梁知道我和另一位董事洪士豪都在香港。一天，他来看我们，说：“大陆现在解放了，不可能派员参加，但这个会议中国不能不参加，我看还是由滞留在香港的几位董事代表中国参加为好。”所以，由我和梁小初、洪士豪组成代表团，参加了曼谷会议。
几天后，我们从曼谷回到香港。我原以为在香港可以过上几天太平日子，但是香港也不太平，不断有人打电话来找我。我从曼谷一回来，赵志垚就从台湾来香港找我，对我说，他这次来港，是奉了辞修（陈诚)先生之命，辞修先生希望我去台湾玩玩，换换环境。我对台湾没有兴趣，便托辞说，我在港有许多事要做，还要处理大陆的业务，抽不出身，暂没有时间赴台湾，对于辞修先生的好意，请赵先生代我致谢。
上海解放后，第一艘从上海到香港的轮船抵达香港，我听说这艘船上有两个我熟识的人。一个是刘念义，他这次来港是向其父刘鸿生介绍上海解放后的情况，并动员其父回上海，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我因惦记上海金城银行，便找到刘念义，向他了解解放后上海的有关情况。刘念义对新政府的工商政策颇有好感，赞不绝口地向我介绍解放后上海的许多新气象。另一个是英国人迈克(英国安利美洋行总经理），早在抗战之前我和他在汉口时，就有业务往来，后来在上海也有交往。他到了香港后，我去看他，一见面，他就直夸他见到的共产党军队纪律严明，作风优良。
没过多久,在上海的浦心雅（曾任交通银行协理)受黄炎培之托来香港,李仲楚(曾任交通银行经理)也来到香港，他们都来劝说钱新之、周作民等人回大陆，为解放后的新中国金融事业做些工作。浦心雅和李仲楚向我们介绍了解放后大陆的新变化及共产党的政策，并一再坚请周作民和我回去看看。
当时我虽萌发过回上海看看的想法，但顾虑也很多，特别是我的家眷都已从上海到了香港。到底回不回上海？确实引起我激烈的思想斗争。可是没过几个月，我却又产生了要回大陆的想法，但好友们纷纷劝我打消这个念头。
正在这时，章士钊、黄绍竑来到香港。他们是受周恩来总理委托，前来香港联系解放前由沪赴港的一些工商界知名人士，动员他们回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章、黄在香港召开了几次小型座谈会，转达了周总理的期望，并阐明党的政策。我和刘鸿生、吴蕴初、荣尔仁、傅汝霖、陶桂林、戴立庵等都参加了。我觉得章、黄的讲话亲切感人，对我触动很大。这时，金城银行在香港召开董事会，认为在大陆各地的金城银行需要有人料理，周作民一再动员我先回内地主持金城的工作，并表示他以后有可能也要回去。而我始终记着自己离开上海时对殷纪常的承诺，现在既然上海平静了，我必须遵守信用，回到上海金城银行去。我的事业在国内，我应该返回上海把金城的工作挑起来。1949年秋，我乘坐英国“太古”号轮船，由香港至塘沽，转道天津，直上北京，回到了解放后的祖国。
见到了周恩来总理
一到塘沽，我第一次看到了五星红旗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也第一次和解放后的政府官员接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果然纪律严明，和国民党军队大不一样。
一到北京，当天晚上，我就打电话给章士钊。他听说我回来了，很高兴，说马上打电话向周总理报告，并嘱我明天早上等他的回音。果然，第二天一早，章士钊就兴冲冲地给我来了电话，他说，总理听说我回来了，很高兴，要和我谈谈，并约定翌日晚上7时在怀仁堂见面。
那天早上，我正想出门，不料总理的秘书来电询问我，晚上和总理见面，要不要派车子来接。我说我有车子，不必麻烦了。他就告诉我，我的车子可以直接开进中南海，他会通知门卫。从这一件小事上，可以看出总理对人的体贴，处理事情细致入微，使我十分敬佩。
当天晚上，我驱车准时前往，顺利通过新华门，到了怀仁堂。总理的秘书迎了上来，把我引进一间小会客室。他沏上茶后，歉意地对我说：“总理正在和别人谈话，过几分钟即接见您，请稍等。”我环顾四周，这间小会客室陈设简单，整洁宁静。没待上几分钟，总理进来了，我连忙迎了上去。总理握着我的手说:“徐先生，你从香港回来了，这很好，我们欢迎你。章士钊先生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了，我们新中国非常需要金融家。来，我们坐下来谈谈。”这次谈话，只有总理和我，外加他的秘书，共三个人。接着，总理问：“徐先生府上哪里？”我回答说:“江苏镇江。”总理说：“啊，镇江，镇江有个赵棣华你认识吗？”我回答说：“不但认识，还很熟悉，他是我的朋友。我们有三重关系，既同是镇江人，又是金陵大学的同学，还是金融界的同行，赵棣华任交通银行总经理，我任金城银行总经理。”总理说：“我和赵棣华也有一面之交。有一次同乘一艘长江轮，一起晤谈，还谈得十分投机呢！”
接着，总理换了一个话题，说：“你刚才说你是金陵大学毕业的，你们金陵的同学魏文翰、施奎龄，你认识吗？”我回答说：“认识，他们比我高几班，但我们都很熟悉。”总理说：“他们在天津南开的时候和我是同学，不但是同学，我们还是好朋友。我的这几个朋友和你也是朋友，那么，我们也是朋友了，哈哈！”总理爽朗的笑声感染了我，使本来一直拘谨的我，一下子如释重负，轻松起来。
早在重庆时，我就听说周总理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善于结交朋友，从上面的一席话来看，确实是这样。后来，总理向我打听了在香港的几位银行界朋友的情况，问了吴鼎昌、钱新之、张公权、陈光甫、周作民、李铭等人在香港生活和事业的一些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当我谈到周作民时，总理说:“对于周作民先生的情况，我是知道很多的，以前我们在重庆有过交往。”
然后，总理还介绍了当时的形势，他说：“目前，国内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等土地改革结束后，国内经济就可以发展。这些银行界的先生们在金融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我们欢迎他们回来，并且希望他们早日回来，共同参与国家建设，使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总理还说：“当前，我们在搞新民主主义革命，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你们仍然可以发展自己的事业，民族工商业也还是要发展的，还是有前途的，你可以把这些情况写信给在香港的朋友，争取他们早日回来。”
临告别时，总理问我最近有些什么打算？我说：“我过几天就回上海去，仍旧办我的金城银行。”总理关心地说：“你回上海工作，这很好。回上海后，如果碰到什么难处，可以去找副市长潘汉年、许涤新（后为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你回到上海，就可以去看看他们，我会通知他们的，他们会给你一些照顾，会帮助你解决一些困难。”总理和我谈了约一个小时，自始至终没有外人或其他事情来干扰。临走时，他还特地送我到怀仁堂门口，他站在台阶上，和我握手告别后，目送我上了汽车，直至我的汽车发动了，他还没有进屋，微笑着频频挥手和我告别。
随后，我将这次受总理接见的情况，详细地写信给在香港急待我音讯的周作民。不久，即收到他的来信，说我的北京之行，也使他十分感动。周恩来总理对周作民非常关心，之后一再叮嘱我写信请他回来。周作民在许多人的关心下，终于下定决心，于1950年秋由香港经天津、北京，返回上海。他到达北京时，国家副主席李济深等亲自到车站热烈欢迎，随后周恩来总理也亲切地接见了他，并特聘他为全国政协委员。
（稿件来源：民革上海市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