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4日，农工党首席代表彭泽民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
6月21日，在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漫谈群”开设的“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专栏中，全国政协农业界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农工党党员杨忠岐回顾了农工党为中华民族解放和复兴的奋斗史，分享了农工党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历程。本文是演讲内容的摘编。
在血与火中建党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苏联、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并组建国民革命军。1926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国民党左派人物邓演达任总政治部主任。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国民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分化：国内外反动势力以蒋介石为中心，于1927年1月，公然违背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擅自主张迁都南昌，挑起“迁都之争”。
1927年2月9日，国民党左派人士举行高级干部会议，推举邓演达等5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作为同蒋介石斗争的领导机关，提出了“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运动”等方针。4月12日，蒋介石发出大屠杀命令，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接着，在国民党右派势力所及之省份，以“清党”为名，疯狂搜杀共产党人、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左派。北伐战争和国共合作自此遭受到重大挫折。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
1927年7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以“分共”名义正式同中国共产党决裂。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大革命时期邓演达、彭泽民等人同中国共产党人的相互支持与合作，使他们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与了解，加强了相互之间的联系与信任，这也为后来农工党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1927年11月1日，邓演达同宋庆龄等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宣言》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指出中国进入了“新的黑暗反动时代”，继而痛斥了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罪行。《莫斯科宣言》还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状况，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动力，号召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推翻一切反动势力和剥削制度。
1930年8月9日，在上海法租界萨波赛路290号（今淡水路332弄1号），邓演达主持召开了有10个省区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接着一致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推翻南京反动统治，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推选邓演达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领导人。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反蒋斗争。包括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与蒋介石的黄埔同学会相对抗，联系黄埔军人作为建立平民武装的骨干。一系列革命活动对蒋介石的政权造成极大威胁，1931年11月因叛徒出卖，邓演达被捕，后在南京被蒋介石秘密杀害，年仅36岁。
1935年11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在香港九龙召开。为响应中共中央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会议决定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农工党也是最先响应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的政党。
1947年2月3日，由于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在上海愚园路联安坊11号举行。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变化，会议决定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党名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会议通过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党章》《关于党的纲领、路线和基本方针的决定》《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宣言》。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是继承党的创始人邓演达的遗志，坚持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 扶助农工”的正确主张，和中国共产党一道，实现农民、工人与其他平民的民主。自此，“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党名沿用至今。
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

胜利作出贡献
作为有自己军队的政党，农工党积极参与了抗日战争。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对日寇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义愤填膺。1931年11月22日，农工党正式颁布“倒蒋抗日”十条行动纲领，明确要同“全国广大的农工平民大众推翻南京的反动统治，以抗日救国为己任”。在全国此起彼伏的抗日运动中，农工党以实际行动积极参加和推动抗日斗争。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农工党领导黄琪翔、章伯钧等人受到很大鼓舞，他们非常赞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坚定地认为农工党应当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团结抗日、共同奋斗。1935年11月10日，农工党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通过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告同志书》，是在最先响应中共《八一宣言》的一个宣言。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建立，农工党积极通过各种渠道以各种方式开展工作。
1936年11月，农工党派中央委员罗任一为代表，到西安与杨虎城联络，以促进联合抗日局面的早日实现。罗任一到达西安后，受到杨虎城的热情接待，并介绍罗任一与东北军主帅张学良见面会谈。随后邀请他到西安绥署步兵军官学校和十七路军军官大会上作了国际形势和团结抗日的讲演。农工党中央委员罗任一的西安之行对随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合作抗日大局面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后，大批农工党成员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前线，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农工党领导人黄琪翔领导抗日部队参加抗战，他先后担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中国远征军副司令等职，率领抗日部队参加了1937年的上海淞沪会战、1940年的枣宜（湖北枣阳-宜昌）会战、1944年的滇西反攻战役等重大抗日战役，在抗击日寇的正面战场上作出了贡献。农工党成员组织了“抗日后援队”“前线慰劳队”等，开展募捐支援前线，慰问抗日部队。杨逸棠、李卓贤、裘朝慎等一批农工党成员在前线与日寇浴血奋战，裘朝慎在淞江阻击战中英勇牺牲。此外，农工党还组织游击武装开展抗日斗争，先后在北平、天津、河北、山西、浙江、江西、广东、安徽、福建、河南等地建立游击武装，开展抗日斗争。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抗日游击战，与日寇作战。
在抗日战争期间，农工党始终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边，与中国共产党紧密配合，通过发表宣言、讨论发言等形式，严正地表明拥护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态度，在重大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在解放战争中贡献重要力量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国民党破坏国内和平，发动内战，坚持召开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农工党为争取民主、和平，配合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1945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得到各进步党派的拥护。1945年11月12日，农工党发表《抗战结束后对时局宣言》，严厉谴责国民党发动内战，指出“八年的浴血抗战刚刚结束，而祸国殃民的内战竟又开端”，要求国民党当局“秉天下为公的原则，把民主权利交还人民，用民主方式解决任何有关军事政治纠纷”。
为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实质，1945年12月1日，《中华论坛》刊发章伯钧《谈内战问题》的署名文章，号召全国人民挺身而出，把内战之火及早扑灭下去。1946年11月，《中华论坛》杂志发表章伯钧《纪念邓演达先生》、彭泽民《邓演达的基本精神》等文章，呼吁农工党所有同志继承邓演达精神，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反对内战。
1947年3月12日，农工党发表《对时局宣言》，指出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将使中华民族自相残杀的悲剧愈演愈烈。针对严峻形势，农工党提出了六项主张，表达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独裁、内战、卖国政策的原则立场和坚定态度。
农工党在1947年2月第四次干部会议后，有目的地在国民党当局的党、政、军、警机关中发展党员，在各省发展地方组织，到1948年下半年，已在全国9个省的153个县建立了党组织。进一步加强了与中国共产党的密切合作，积极配合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作。上海、南京、浙江、广东等地的农工党组织，为中共领导的根据地输送知识分子、提供情报和物资弹药，参与营救被捕的中共党员，配合开展策反工作，联合开展武装斗争，发动党员、群众参加反蒋反美的爱国民主运动，取得了一定成绩。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农工党于1948年9月2日至11日在香港举行中央扩大会议。为便于指导各地组织的工作和斗争，会议决定在农工党中央统一领导下采取分区指导的办法。在上海设立华东局，在广州设立华南局，联系和指导国内外170多个地方组织大约两万名党员进行革命斗争。
会议还作出一项重大决定，就是改变对国民党的斗争方式，即由和平的民主的斗争转向武装的军事的斗争，开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军事运动。随后，为配合解放战争，农工党在香港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负责人建立了联系，部署农工党各级组织开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军事运动。主要是在国统区发动人民或组织力量参加革命的武装组织，开展反蒋军事斗争。解放战争中，各地农工党武装统一接受改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队伍中的重要力量。
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立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的指示》。5月5日，彭泽民代表农工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香港联合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6月16日，农工党中央在《对时局宣言》中郑重声明，历史证明“民主、独立、统一的中国决不能从与反动统治妥协中得来；只有经过人民的革命斗争达到”，号召爱国同胞“加紧团结起来，扩大民主联合行动，积极为召开新政协，为人民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实现而奋斗”。
随后，农工党积极参加新政协筹备与协商建国工作。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参会代表中有20位农工党党员，其中代表农工党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有10人，农工党领导人章伯钧、彭泽民均为主席团成员。9月24日，农工党首席代表彭泽民在大会上发言，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下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奋斗取得的胜利成果，农工党等民主党派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农工党等民主党派参加人民政权，是对农工党等民主党派抗日反蒋革命历史的充分肯定。从此，农工党等民主党派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人民政权的新型政党，踏上了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竭诚合作建设新中国的崭新历史道路。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
（原题为《画好同心圆圆我中华梦——中国农工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团结的奋斗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