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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月之:相比齐鲁、岭南、巴蜀,江南文化特别在哪儿
熊月之/上观新闻  
2021-12-05 17:53 字号
江南文化作为较大单元的地域文化,与齐鲁、岭南、巴蜀等地域文化相比,其独特性相当明显,学术界对此有多种各能自洽的概括,常见的如开放包容、务实创新、崇文重教等。对于江南文化内部的丰富性,学术界也多有研究,但这些论述多是从较小单元地域文化展开,如苏州文化、浙东文化、徽州文化、上海文化等,而较少从此类较小单元地域文化与整个江南文化的关联性来展开。
「历史上三次著名的衣冠南渡」

大规模人口流动刺激经济发展,带来文化繁荣,是江南地区崛起路径、发展机制的相当鲜明的共通性。
西晋以后,明代以前,江南地区有三次大规模人口流动,有力地刺激了这一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文化繁荣。
第一次,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东晋及南朝定都建康(南京),导致中原人口大量南迁,极大地促进了江南的发展。秦汉以前,江南属欠发达地区,土壤卑湿,地广人稀,在全国数得出的城市与文化名人均寥若晨星。两汉时期,这里经济虽有所发展,但依然赶不上北方。发生根本性变化是在东晋以后,南朝时的江南已是“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建康成为超过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是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中心;京口(镇江)、毗陵(常州)、吴郡(苏州)、会稽(绍兴)、余杭、东阳(金华)等城市,也都发展起来了。
第二次,唐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长达八年之久,黄河中下游地区惨遭兵燹,大量人口被迫南迁。安史之乱后,继以藩镇割据,政局动荡,北方居民持续南迁。镇江、扬州、苏州、常州、杭州均有大量人口迁入。钱塘江以南的越州,因户口骤增,增设了上虞县。日后属于安徽的宣州、歙州、池州,均因地近江边,有大量人口迁入。
第三次,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发生以后,北宋灭亡,南宋建立,迁都临安(杭州),再次导致人口大规模南迁。杭州很快成为人口超过百万的世界著名大都市,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江南其他众多城市也有很大发展。
这三次著名的衣冠南渡,极大地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推动了江南的开发与发展。这三次人口南迁,共同背景都是北方战乱、南方安定。南迁形式类似,但内涵有所不同。第一次衣冠南渡,北方文化总体上高于南方,所以,对于建康、京口、毗陵等地来说,处于文化入超地位。正因如此,南朝政府才会设立侨郡,按移民原籍郡县地名另设州郡县地方政府,诸如南徐州(京口)、南琅琊(今属南京)等,以示笼络与优待。第二次衣冠南渡时,全国经济文化重心已经移到南方,扬州、苏州等城市已与长安、洛阳难分伯仲。第三次衣冠南渡时,杭州在文化上其实已盛于开封,江南地区更是远胜中原地区。在唐代,“江南”已是繁盛富庶的意象代词,“忆江南”“望江南”“江南好”已是文学作品的习见主题,甚至成为词牌名。
三次人口南迁就文化交流而言,都有重要意义,但细加分析,三次意义各不一样。就移民动力而言,第一次是以北方推力为主,第二、三次则是北方推力与江南引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近代江南人口为何移居上海」
江南地区发展史上,还有一次大规模人口移动,即近代江南各地人口向上海城市的移动。
上海在1843年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其时城市人口为20多万,在江南地区排在第四位,苏州、杭州、南京人口均较上海为多。近代以来,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上海人口快速增长,1900年超过100万,已是全国第一大城市;1919年,上海人口245万,同年杭州65万,苏州60万,宁波、绍兴各45万,南京40万,扬州30万,镇江26万。上海人口几乎是排在其后的杭州、苏州、宁波、绍兴与南京等五个城市人口的总和。1947年,上海人口430万,南京103万,杭州61万,苏州39万,无锡27万,宁波25万,镇江22万,金华20万,绍兴18万,常州、扬州各13万,嘉兴、青浦、常熟各10万。这些除了上海以外的城市人口,加起来是371万。换句话说,上海以外的上述这些江南城市人口总和,还不到上海人口的90%。
集聚到上海城市的这么多人口,尽管来自全国各地的都有,但绝大多数是江南人。据统计,1930年,江苏、浙江两省籍人占公共租界人口的88.4%,占华界人口的85.5%。1950年1月,江苏、浙江与上海本地籍人占上海总人口的88.9%。由此可见,近代上海人中,江南人占了八成以上。
活跃在上海的著名企业家、金融家,特别是文化人,主要是江南人。比如:企业家盛宣怀、虞洽卿、朱葆三、叶澄衷、穆藕初、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刘靖基。文化人更不胜枚举:诸如报人兼学者王韬、冯桂芬、沈毓桂、黄协埙、袁祖志、章太炎、包天笑、狄楚青,出版家张元济、夏瑞芳、陆费逵、沈知方,作家鲁迅、茅盾、夏衍,教育家蔡元培、陈望道、胡敦复、陈鹤琴,画家任伯年、吴友如、吴昌硕、刘海粟、丰子恺等。
近代江南人集聚到上海的原因,论者以往多归结为上海城市化的结果,这似乎与历史上三次大规模人口移居江南大异其趣,属于江南移民史上的另类。殊不知,仔细分析此中缘由,在近代化的背后,依然是安全因素,与以往三次大规模人口移居江南有高度的同理性。
江南人开始大批移居上海,始于太平军与清军在江南的战争。
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名天京。清军建江南大营(南京城郊)、江北大营(扬州),围攻太平军,江南从此陷入令人恐怖的长期战乱之中。1856年至1860年,太平军两破江南、江北大营,并于1860年以后,攻破浙江全省与除上海以外的苏南所有城市。直到1864年太平天国覆灭,富庶的江南大地一直处于清军与太平军的拉锯战之中,破坏之惨,史无前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860年6月至1862年6月,太平军在攻克苏州、杭州等地以后,先后三次进攻上海,但未能攻进上海县城与租界,最后在清军与“洋枪队”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于是,江苏、浙江、安徽等地人口潮水般涌入上海。
上海在此后七八十年中,每遇战争,人口便会快速增长,各类人才、财富也会涌入上海。
古代三次大规模人口移居江南,根本原因是北方战乱,江南比北方更为安全,更易生存。近代江南人移居上海,归根到底也是因为上海较其他地方更为安全,更易生存。古代与近代江南的四次人口大规模移动,事殊而理一。
「细察江南文化内部的丰富性」
江南历史上人口流动的共通性与差异性是一与多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江南城市的功能呈现也是如此。
明清松江以出产棉布著称,苏州、湖州以丝绸著称,苏州、无锡是重要米业市场,苏州、杭州、南京、镇江是重要造酒基地,杭州、南京、苏州是全国最大的成衣制造地。各地物产呈现不同,背后产生的机理却高度一致,都是地尽其利、合理分工的结果。江南地形多样,有平原、山地、丘陵、湖泊、河流、沼泽,物产也就纷繁。这里水网发达、交通方便,宋代以后便形成了一个多样化、专业化、精细化,有着较为充分的市场经济结构。粮、棉、丝等主要物品之外,茶、苎麻、蓝靛、漆、桐、柏、竹、木、渔、盐等也都有专业化生产。
由于微观自然禀赋不同、物产不同、分工不同,江南内部的差异性也就显示出来。比如,唐代以后,苏、杭就是并提的,宋代更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民谚。但是,细察苏杭两个城市,其品格差异相当明显。
白居易的《忆江南》凡三首,其中两首分别写杭州与苏州,写杭州的侧重其山水之胜,“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写苏州的则突出其人文特点,“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这位出生于河南、在苏杭两地都做过官的大诗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城市的差异性。清代文人刘大观评论苏杭城市特点,亦有类似观点: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可轩轾。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自吴越国和南宋以杭州为都城以后,杭州政治文化、消费文化方面更为突出,而苏州交通功能、工商功能、休闲功能则称雄天下,两城市差异越发明显。清代有人评论:苏州为水陆冲要之区,凡南北舟车,外洋商贩,莫不毕集于此……其各省大贾,自为居停,亦曰会馆,极壮丽之观。近人以苏杭并称为繁华之都,而不知杭人不善营运,又僻在东隅。凡自四远贩运至者,抵杭停泊,必卸而运苏,开封出售,转发于杭。即如嘉、湖产丝,而绸缎纱绮,于苏大备。
类似于苏杭之间的差异,在苏扬之间也同样存在。自隋唐以后,苏州、扬州都是江南重要城市,但两城市兴起路径有所不同,品格也各具特色。扬州的繁华主要得益于南北大运河带来的交通之利,得益于富庶的徽商;苏州的发展不仅得益于大运河,还得益于发达的工商业与科举文化。
以明清园林为例,两城市园林都很发达,但风姿各异。扬州富商每每捐有道台之类的虚衔,结交很多官宦,故其营造的园林除了诗情画意之外,还会标榜豪华、炫耀富有,因而尺度较大,气象宏伟。苏州园林主人多为由科举入仕的失意官宦,他们营造的园林通常尺度较小,格调雅致,曲径通幽,不事张扬,隐逸含蓄。诚如陈从周先生所说:“苏州建筑及园林,风格在于柔和,吴语所谓‘糯’,扬州建筑与园林风格则多雅健。”
研究江南文化,吴越更是时常并提的两个地方,吴越文化甚至几乎成为江南文化的代称。其实,吴越差异同样很大。先秦时期,吴的中心在苏州,越的中心在绍兴,吴之崛起早于越,与中原交流也早于越。吴越两国尽管壤地相接,曾经互被征服,“同俗并土,同气共俗”,但差异依然明显。越多山,地狭人众,生计困难,故越人勇于外出,或经商,后游幕,亦易于激昂;吴多水,土地平缓,谋生较易,故吴人较平和。在东晋以后北人南迁、北学南渐的过程中,吴地较越地更先受到北方文化的影响,越地较吴地更多地保留蛮荒之地的质朴风格。相对说来,吴人文雅,越人刚劲。
春秋时期,齐桓公已认为越人刚强好战;隋唐以后,越人依然较吴人强劲勇猛。明初宁海人方孝孺宁愿十族被诛,也不愿违心地为日后成为明成祖的朱棣篡位登基草诏,导致873名族人与学生被诛,因此成为刚正不阿的千古楷模。明代戚继光招募抗倭兵勇,多为绍兴、台州等地人,他认为此地人骁勇彪悍。明末抗清英雄张煌言、刘宗周,清末反清革命志士秋瑾、徐锡麟等,均为浙东人。
理论创新是勇猛品格的另一种表现。浙东人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出众。汉代王充,明代王阳明、黄宗羲,近代孙诒让、宋恕、鲁迅、马一浮,均领异标新、独步一时。南宋永嘉学派叶适等人开创的事功之学,郑至道、陈耆卿等率先阐述“工商皆本”思想,为商人社会地位正名,意义尤为深远。吴地尽管也有类似人物,但论数量之众多,气象之雄峻,终比越地稍逊一筹。但是,若论科举之能,艺术之工,吴又较越略胜一筹。改革开放初期,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前者重视集体推进,后者注重个体拓展,前者更守规矩,后者更重自主,多少也能折射出这两个地方的特点。
任何地域文化的建设,都有由自发到自觉、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过程。理清本地域文化与他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异,明晰本地域文化的内涵,是地域文化建设由自发走向自觉的第一步。当我们宏观把握了江南文化不同于齐鲁、岭南、巴蜀等区域文化的自身特质以后,再理清江南文化的演变轨迹,细察江南文化内部的丰富性,感受到苏杭之别、苏扬之别与吴越之异,乃至把握各城镇特质,在推进江南文化建设时,就能各扬所长,相得益彰。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文史馆研究馆员、上海江南书院院长)
(原题为《上海文化大家谈|熊月之:相比齐鲁、岭南、巴蜀,江南文化特别在哪儿》)
责任编辑:谷钦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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