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作为较大单元的地域文化，与齐鲁、岭南、巴蜀等地域文化相比，其独特性相当明显，学术界对此有多种各能自洽的概括，常见的如开放包容、务实创新、崇文重教等。对于江南文化内部的丰富性，学术界也多有研究，但这些论述多是从较小单元地域文化展开，如苏州文化、浙东文化、徽州文化、上海文化等，而较少从此类较小单元地域文化与整个江南文化的关联性来展开。

「历史上三次著名的衣冠南渡」
大规模人口流动刺激经济发展，带来文化繁荣，是江南地区崛起路径、发展机制的相当鲜明的共通性。
西晋以后，明代以前，江南地区有三次大规模人口流动，有力地刺激了这一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文化繁荣。
第一次，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东晋及南朝定都建康（南京），导致中原人口大量南迁，极大地促进了江南的发展。秦汉以前，江南属欠发达地区，土壤卑湿，地广人稀，在全国数得出的城市与文化名人均寥若晨星。两汉时期，这里经济虽有所发展，但依然赶不上北方。发生根本性变化是在东晋以后，南朝时的江南已是“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建康成为超过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是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中心；京口（镇江）、毗陵（常州）、吴郡（苏州）、会稽（绍兴）、余杭、东阳（金华）等城市，也都发展起来了。
第二次，唐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长达八年之久，黄河中下游地区惨遭兵燹，大量人口被迫南迁。安史之乱后，继以藩镇割据，政局动荡，北方居民持续南迁。镇江、扬州、苏州、常州、杭州均有大量人口迁入。钱塘江以南的越州，因户口骤增，增设了上虞县。日后属于安徽的宣州、歙州、池州，均因地近江边，有大量人口迁入。
第三次，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发生以后，北宋灭亡，南宋建立，迁都临安（杭州），再次导致人口大规模南迁。杭州很快成为人口超过百万的世界著名大都市，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江南其他众多城市也有很大发展。
这三次著名的衣冠南渡，极大地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推动了江南的开发与发展。这三次人口南迁，共同背景都是北方战乱、南方安定。南迁形式类似，但内涵有所不同。第一次衣冠南渡，北方文化总体上高于南方，所以，对于建康、京口、毗陵等地来说，处于文化入超地位。正因如此，南朝政府才会设立侨郡，按移民原籍郡县地名另设州郡县地方政府，诸如南徐州（京口）、南琅琊（今属南京）等，以示笼络与优待。第二次衣冠南渡时，全国经济文化重心已经移到南方，扬州、苏州等城市已与长安、洛阳难分伯仲。第三次衣冠南渡时，杭州在文化上其实已盛于开封，江南地区更是远胜中原地区。在唐代，“江南”已是繁盛富庶的意象代词，“忆江南”“望江南”“江南好”已是文学作品的习见主题，甚至成为词牌名。
三次人口南迁就文化交流而言，都有重要意义，但细加分析，三次意义各不一样。就移民动力而言，第一次是以北方推力为主，第二、三次则是北方推力与江南引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近代江南人口为何移居上海」
江南地区发展史上，还有一次大规模人口移动，即近代江南各地人口向上海城市的移动。
上海在1843年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其时城市人口为20多万，在江南地区排在第四位，苏州、杭州、南京人口均较上海为多。近代以来，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上海人口快速增长，1900年超过100万，已是全国第一大城市；1919年，上海人口245万，同年杭州65万，苏州60万，宁波、绍兴各45万，南京40万，扬州30万，镇江26万。上海人口几乎是排在其后的杭州、苏州、宁波、绍兴与南京等五个城市人口的总和。1947年，上海人口430万，南京103万，杭州61万，苏州39万，无锡27万，宁波25万，镇江22万，金华20万，绍兴18万，常州、扬州各13万，嘉兴、青浦、常熟各10万。这些除了上海以外的城市人口，加起来是371万。换句话说，上海以外的上述这些江南城市人口总和，还不到上海人口的90%。
集聚到上海城市的这么多人口，尽管来自全国各地的都有，但绝大多数是江南人。据统计，1930年，江苏、浙江两省籍人占公共租界人口的88.4%，占华界人口的85.5%。1950年1月，江苏、浙江与上海本地籍人占上海总人口的88.9%。由此可见，近代上海人中，江南人占了八成以上。
活跃在上海的著名企业家、金融家，特别是文化人，主要是江南人。比如：企业家盛宣怀、虞洽卿、朱葆三、叶澄衷、穆藕初、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刘靖基。文化人更不胜枚举：诸如报人兼学者王韬、冯桂芬、沈毓桂、黄协埙、袁祖志、章太炎、包天笑、狄楚青，出版家张元济、夏瑞芳、陆费逵、沈知方，作家鲁迅、茅盾、夏衍，教育家蔡元培、陈望道、胡敦复、陈鹤琴，画家任伯年、吴友如、吴昌硕、刘海粟、丰子恺等。
近代江南人集聚到上海的原因，论者以往多归结为上海城市化的结果，这似乎与历史上三次大规模人口移居江南大异其趣，属于江南移民史上的另类。殊不知，仔细分析此中缘由，在近代化的背后，依然是安全因素，与以往三次大规模人口移居江南有高度的同理性。
江南人开始大批移居上海，始于太平军与清军在江南的战争。
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名天京。清军建江南大营（南京城郊）、江北大营（扬州），围攻太平军，江南从此陷入令人恐怖的长期战乱之中。1856年至1860年，太平军两破江南、江北大营，并于1860年以后，攻破浙江全省与除上海以外的苏南所有城市。直到1864年太平天国覆灭，富庶的江南大地一直处于清军与太平军的拉锯战之中，破坏之惨，史无前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860年6月至1862年6月，太平军在攻克苏州、杭州等地以后，先后三次进攻上海，但未能攻进上海县城与租界，最后在清军与“洋枪队”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于是，江苏、浙江、安徽等地人口潮水般涌入上海。
上海在此后七八十年中，每遇战争，人口便会快速增长，各类人才、财富也会涌入上海。
古代三次大规模人口移居江南，根本原因是北方战乱，江南比北方更为安全，更易生存。近代江南人移居上海，归根到底也是因为上海较其他地方更为安全，更易生存。古代与近代江南的四次人口大规模移动，事殊而理一。
「细察江南文化内部的丰富性」
江南历史上人口流动的共通性与差异性是一与多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江南城市的功能呈现也是如此。
明清松江以出产棉布著称，苏州、湖州以丝绸著称，苏州、无锡是重要米业市场，苏州、杭州、南京、镇江是重要造酒基地，杭州、南京、苏州是全国最大的成衣制造地。各地物产呈现不同，背后产生的机理却高度一致，都是地尽其利、合理分工的结果。江南地形多样，有平原、山地、丘陵、湖泊、河流、沼泽，物产也就纷繁。这里水网发达、交通方便，宋代以后便形成了一个多样化、专业化、精细化，有着较为充分的市场经济结构。粮、棉、丝等主要物品之外，茶、苎麻、蓝靛、漆、桐、柏、竹、木、渔、盐等也都有专业化生产。
由于微观自然禀赋不同、物产不同、分工不同，江南内部的差异性也就显示出来。比如，唐代以后，苏、杭就是并提的，宋代更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民谚。但是，细察苏杭两个城市，其品格差异相当明显。
白居易的《忆江南》凡三首，其中两首分别写杭州与苏州，写杭州的侧重其山水之胜，“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写苏州的则突出其人文特点，“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这位出生于河南、在苏杭两地都做过官的大诗人，已经注意到这两个城市的差异性。清代文人刘大观评论苏杭城市特点，亦有类似观点：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可轩轾。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自吴越国和南宋以杭州为都城以后，杭州政治文化、消费文化方面更为突出，而苏州交通功能、工商功能、休闲功能则称雄天下，两城市差异越发明显。清代有人评论：苏州为水陆冲要之区，凡南北舟车，外洋商贩，莫不毕集于此……其各省大贾，自为居停，亦曰会馆，极壮丽之观。近人以苏杭并称为繁华之都，而不知杭人不善营运，又僻在东隅。凡自四远贩运至者，抵杭停泊，必卸而运苏，开封出售，转发于杭。即如嘉、湖产丝，而绸缎纱绮，于苏大备。
类似于苏杭之间的差异，在苏扬之间也同样存在。自隋唐以后，苏州、扬州都是江南重要城市，但两城市兴起路径有所不同，品格也各具特色。扬州的繁华主要得益于南北大运河带来的交通之利，得益于富庶的徽商；苏州的发展不仅得益于大运河，还得益于发达的工商业与科举文化。
以明清园林为例，两城市园林都很发达，但风姿各异。扬州富商每每捐有道台之类的虚衔，结交很多官宦，故其营造的园林除了诗情画意之外，还会标榜豪华、炫耀富有，因而尺度较大，气象宏伟。苏州园林主人多为由科举入仕的失意官宦，他们营造的园林通常尺度较小，格调雅致，曲径通幽，不事张扬，隐逸含蓄。诚如陈从周先生所说：“苏州建筑及园林，风格在于柔和，吴语所谓‘糯’，扬州建筑与园林风格则多雅健。”
研究江南文化，吴越更是时常并提的两个地方，吴越文化甚至几乎成为江南文化的代称。其实，吴越差异同样很大。先秦时期，吴的中心在苏州，越的中心在绍兴，吴之崛起早于越，与中原交流也早于越。吴越两国尽管壤地相接，曾经互被征服，“同俗并土，同气共俗”，但差异依然明显。越多山，地狭人众，生计困难，故越人勇于外出，或经商，后游幕，亦易于激昂；吴多水，土地平缓，谋生较易，故吴人较平和。在东晋以后北人南迁、北学南渐的过程中，吴地较越地更先受到北方文化的影响，越地较吴地更多地保留蛮荒之地的质朴风格。相对说来，吴人文雅，越人刚劲。
春秋时期，齐桓公已认为越人刚强好战；隋唐以后，越人依然较吴人强劲勇猛。明初宁海人方孝孺宁愿十族被诛，也不愿违心地为日后成为明成祖的朱棣篡位登基草诏，导致873名族人与学生被诛，因此成为刚正不阿的千古楷模。明代戚继光招募抗倭兵勇，多为绍兴、台州等地人，他认为此地人骁勇彪悍。明末抗清英雄张煌言、刘宗周，清末反清革命志士秋瑾、徐锡麟等，均为浙东人。
理论创新是勇猛品格的另一种表现。浙东人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出众。汉代王充，明代王阳明、黄宗羲，近代孙诒让、宋恕、鲁迅、马一浮，均领异标新、独步一时。南宋永嘉学派叶适等人开创的事功之学，郑至道、陈耆卿等率先阐述“工商皆本”思想，为商人社会地位正名，意义尤为深远。吴地尽管也有类似人物，但论数量之众多，气象之雄峻，终比越地稍逊一筹。但是，若论科举之能，艺术之工，吴又较越略胜一筹。改革开放初期，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前者重视集体推进，后者注重个体拓展，前者更守规矩，后者更重自主，多少也能折射出这两个地方的特点。
任何地域文化的建设，都有由自发到自觉、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过程。理清本地域文化与他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异，明晰本地域文化的内涵，是地域文化建设由自发走向自觉的第一步。当我们宏观把握了江南文化不同于齐鲁、岭南、巴蜀等区域文化的自身特质以后，再理清江南文化的演变轨迹，细察江南文化内部的丰富性，感受到苏杭之别、苏扬之别与吴越之异，乃至把握各城镇特质，在推进江南文化建设时，就能各扬所长，相得益彰。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文史馆研究馆员、上海江南书院院长）
（原题为《上海文化大家谈｜熊月之：相比齐鲁、岭南、巴蜀，江南文化特别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