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逝世后，中国国民党分裂成不同的政治势力和军事集团，彼此博弈与交织，影响了中国道路的走向。他们中一部分人坚定维护三大政策，始终反对蒋介石集团独裁、反共的政策；另一部分人高举抗日与民主两面大旗，从反蒋、逼蒋到倒蒋，在此过程中，李济深作为扛旗者殚精竭虑，不断通过组织形式整合力量，直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民革成立后参与新中国的筹备与建设，为多党合作制度的确立做出了积极有效的探索。
李济深（1885-1959），又名济琛，字任潮，广西苍梧人，民革创始人之一。1949 年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民革第一至四届中央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至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调停蒋桂矛盾遭囚 走上公开反蒋之路
李济深毕业于陆军大学并在其中任教多年。辛亥革命时，李济深参加革命军对清军作战，20世纪20年代初进入粤军系统，参加过护法战争和国民革命，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和器重，后又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北伐军总参谋长、黄埔军校副校长、第八路军总指挥，为消灭南北军阀、统一全中国建立了赫赫战功，成为国民党内实力派的代表人物，被赞“全国陆军皆后学，两粤名将尽门生”，在军政界声望极高。
李济深曾与蒋介石有着良好的合作，但从1929年始发生了变化。这一年由于裁军，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爆发蒋桂矛盾，战争一触即发。本着调停蒋桂矛盾而赴南京的李济深等被蒋以“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软禁于南京汤山，剥夺其军政大权，并“永远开除党籍”。1931年历史进入新的关头，发生了一系列影响中外历史的大事：蒋介石囚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反蒋各派发动宁粤对峙，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总干事邓演达被杀；蒋介石对中共苏区进行多次围剿；日军侵华“九一八”事变爆发等等。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全国迅速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蒋浪潮和抗日救亡运动，为了解决政治危机，国民党各派不得不妥协，李济深才得以被释放，重新委以一定职务。
李济深曾资助邓演达10万元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支持邓演达组织各地反蒋力量武装起义，邓演达被捕牺牲后，李济深不顾安危，公开筹备邓演达追悼会，并在启事中称赞其为“努力于国民革命，艰苦卓绝，任劳任怨，始终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从汤山被囚事件到邓演达被杀，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等政策，引起李济深的强烈不满，李济深决意与蒋分道扬镳。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使日军三易其帅。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和军长蔡廷锴是李济深当年粤军第一师和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旧部。李济深对十九路军的抗日行为多次发言通电，表示支持，促请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给十九路军以切实的支持，甚至建议把东北义勇军调进关内，以加强淞沪抗战力量，但蒋介石阳奉阴违，与日军签订《淞沪停战协议》。李济深的黄埔学生刘广等人被蒋的特务组织“蓝衣社”秘密杀害，这使李对蒋的卑劣行径深感不满，李济深写了一封长信给蒋声明绝交后挂冠而去，赴香港走上公开反蒋之路。
发动闽变 成立抗日反蒋的政府与政党
李济深赴香港前，曾同冯玉祥、陈铭枢、李宗仁等秘密协商，拟在南北各地发动抗日，只是苦于没有想出好的办法而没能实现。李在香港近一年时间，初步形成了联系十九路军、第三党和其他反蒋民主人士共同反蒋的想法。在十九路军与苏区红军签订《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后，李济深与陈铭枢召集反蒋力量代表来香港。1933年10月14日，李济深在香港的家中举行了筹备会议，参加者有蒋光鼐、黄琪翔、麦朝枢、徐谦、张文及冯玉祥的代表余心清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组织抗日反蒋的人民革命政府问题，会后大家分赴福州。11月20日上午，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召开，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李济深被推选为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李济深表示“革命政府是人民产生的政府”，为“保障人民权利”“建立合理的新中国”而与大家“一致努力”。21日，由国民党元老李章达领衔，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徐谦、蒋光鼐、蔡廷锴等人联名发出通电退出国民党，国民党中常会宣布永远开除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党籍。
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外交、军事，福建政府都是与南京政权完全对立的新政权。新的政权建立后，如何有共同的理念与纪律作为支撑非常重要，一起发动闽变的陈铭枢积极推动成立一个新的政党组织。于是，许锡清、陈友仁、李章达、蔡廷锴、胡秋原、沈先汉、王维寿、谭启秀、张炎、徐名鸿、钟喜华、黄艮庸、罗长海、梅龚彬、蒋光鼐、李济深、黄戟、程希孟、林崇墉、陈公博、区寿年、何公敢、陈铭枢、林一元、魏育证、谭冬菁、林植夫等27人签名发起组织生产人民党。
生产人民党由以下几部分人组成：脱离国民党的分子、已解散的第三党人、神州国光社成员、少数共产党的脱离分子以及十九路军中级以上的军官。此外，还包括马来亚、日里、越南等地的华侨。当时，生产人民党党员大约有两百几十人，颁布的党纲总章共十三章及两条附则，体现了革命性和纪律组织性。生产人民党主张：（一）中华民族之解放，形成真正独立自由之国家；（二）消灭反革命之南京政府，建立生产人民之政权；（三）实现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权利；（四）保障一切生产人民的绝对自由平等权利；（五）排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打倒军阀、铲除封建制度、发展国民经济、解放工农劳苦群众。福建政府和生产人民党的成立对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严重的挑战。蒋介石攻击说：“凑合社会民主党、第三党、国家主义派及共产之分子，一炉共冶，另组织一定名生产党，聚蛇蝎于一窝，矛盾复杂，不可究诘”，因此，蒋介石对它一方面政治扼杀，另一方面直接军事镇压。
1933年底至1934年初，蒋介石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动员大量军队向福建进攻，同时出动海、空军狂轰滥炸。而当时的生产人民党兵种和武器不如蒋，在蒋的镇压下，生产人民党随福建政府的失败而消亡。
通过福建政府和生产人民党的建立，李济深与第三党、十九路军等反蒋力量进行了初步的大联合，“各方反蒋人士，纷纷前来”，对下一步通过组织积聚抗日反蒋力量提供了经验。
组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力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是以李济深为首，包括国民党各进步派别，并有中共党员参加的革命组织，对促进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推动联合抗日起了很大的作用。
福建政府和生产人民党解散后，李济深做过成立各种组织的尝试，曾酝酿筹建一个新的政党，但刚刚经受打击，人员不易组织。为了联合抗日力量，1934年下半年，李济深先联合徐谦、朱蕴山、方鼎英等人，组织了“革命军人抗日联合会”，由李任主席，徐任秘书，朱负责组织，方负责军事。联合会联络各地主张抗日的军人，继续开展抗日反蒋活动。后来，李济深又秘密建立了“黄埔革命同学会”，争取黄埔同学抗日反蒋。1935年上半年，中共中央派出潘汉年、胡兰畦等到香港帮助李济深组织抗日统战工作。1935年7月，在中共推动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成立，创立者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与蔡廷锴被称为大同盟“四大巨头”。
参加大同盟的以原十九路军军部上层人物、国民党左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主。其宗旨是联合各党派一致抗日，团结中国民众，推翻汉奸政府，争取民族独立，建立人民政府。选举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徐谦、冯玉祥、方振武、陈友仁、李章达、王选时、朱蕴山、梅龚彬、陈希周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李济深任主席，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民运部、海外部、总务部等。李济深兼任组织部部长，其他由陈希周、梅龚彬、叶挺、黄侠父、彭泽民等分任各部部长，出版大同盟机关报《大众时报》。12月，大同盟发表了《成立宣言》，宣布以“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为基本政治目标，提出了八项纲领，延续了福建政府的基本政策，仍以抗日和反蒋为主要方面。1936年1月，四大巨头发表《对时局宣言》，进一步阐明他们的抗日反蒋主张，呼吁各党派、各民众团体共同建立抗日反蒋的联合战线，以民族利益为前提抛弃一切成见。
1936年12月，发生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逼蒋抗日，在国内外引发了巨大的反响。李济深先后于12月15日、18日发出通电，主张和平解决，呼吁“全国所有力量，一致对外，方足以挽救危亡”“以国为重，一致主张，督促政府，以挽危局”。李济深呼吁：“我愿意代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及其中坚十九路军，以最诚挚的衷忱，向一切主张抗日救国的友党友军，提出恳切的愿望，我们愿意和任何友党友军订立政治协议，以推进总的联合战线的实现。同时任何友党友军愿意和本同盟及十九路军订立政治协定，也愿以万分的热诚欢迎其提议、举行谈判，以决定我们相互间共同作战的任务。”他分别给宋庆龄、何香凝、张群和吴稚晖致信，力陈保护蒋介石生命安全的重要性，希望他们必要时亲自到西安一行，设法制止南京政府轰炸西安，千万不能再打内战。张群表示要将他的来信“交到国民政府去”。西安事变终获和平解决，逼蒋表态联共抗日。
李济深及大同盟对逼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1939年3月，李济深在担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一职后，认定：“一是凡主张抗日的，不分党派，都要用；二是凡是闹小宗派的、党派成见深的就不能用”，聘请了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到委员会或分会任职。周恩来、王明、董必武、张友渔、高崇民、梅龚彬、胡兰畦、刘峰等共产党人和陶行知、黄炎培等爱国人士都是该机构委员。在国共合作期间发生的两党摩擦，李济深都据理力争为共产党说话，协调两党关系。1940年春夏，蒋介石将李济深调为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上任后，继续保护中共党人和进步人士。
秘密出任民促和致公党主席 为倒蒋储蓄力量
1946年3月12日和1947年5月1日，李济深分别出任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中国致公党主席，但两个身份在当时都没有公开。前者是蔡廷锴代理，后者是陈其尤代理。
抗战结束后，国共签订了《双十协定》，广大人民希望国共能携手共建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李济深也一度认为“中国民主有希望了”。但种种迹象显示，蒋介石集团不会轻易放弃独裁统治。1946年2月，蒋介石集团制造了残害民主人士的“较场口血案”，李济深与冯玉祥、张澜等在重庆民权路聚兴诚银行秘密聚会，首次提出“反蒋军事策动”成立小组，开展军事策反工作。1946年3月的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政协的决议被推翻，在内战一触即发时，李济深希望成立一个“民主统一阵线大同盟”，组织民主力量，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但由于消息走漏，计划失败；另一方面，李济深得知冯玉祥、陈铭枢、柳亚子等人于1945年10月在重庆发起成立了国民党民主派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对成立一个正式的民主党派，李济深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早在1943年，李济深就和国民党元老何香凝、柳亚子、李任仁、陈劭先以及在广东的李章达、蔡廷锴等人多次商量酝酿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但因当时抗战形势紧张，人员分散又不断流动，而未能成功。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前，李济深专门去了广州，待了半个月，会见了一些老朋友和旧部，为创建一个新的组织进行了一些活动。去重庆前，李济深“把民促的责任交给蔡廷锴，并请蒋光鼐、李泽霖、梅龚彬多负责民促的工作。”
1946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这天，蔡廷锴、李章达根据李济深的指示，召集梅龚彬、张文、谭启秀等10余人，在广州李章达家中，召开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的筹委会。4月，召开秘密成立大会，通过了《成立宣言》，产生了领导机构，蔡廷锴、蒋光鼎、李章达等人当选为中央理事会理事，李济深为理事会主席。在李济深未到职前，蔡廷锴代理主席职务。民促成员以原国民党党政军界人士组成，在成立宣言公布了其宗旨是“欲团结海内外志同道合之同志，齐一步伐，集中力量，以促进中国之民主运动，共同完成建国大业，使和平、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得以雄临于世界”。由于当局的逼迫，民促中央转入香港，并在香港《华商报》公开成立宣言和政治主张。因上海也在1945年底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两地组织曾一度合并，后因各种原因分开。在何香凝建议下，以国民党军政人员为主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由马叙伦领导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名称不变，简称“民进”。
李济深去香港后还秘密担任另一政党——中国致公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5年，中国致公党在美国旧金山成立，推举陈炯明为总理。1947年5月，在香港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选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曾任洪门五圣山会办的李济深为主席，陈其尤为副主席。当年中国致公党中央文件中还附注：“李济深同志系本党主席，惟现因客观环境关系，对外暂不公开，故本党今后对外之一切活动，均以其尤同志以主席之资格出应，希各地同志注意为要。”海内外洪门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对李济深多年的反蒋活动也一直给予支持，鉴于李济深的身份特殊且他正筹备一个国民党各民主派的大联合的政党，故没有公开致公党主席的身份。中国致公党党员中，特别是致公党驻港支部中，不少党员是李济深、陈其尤的旧部，因此一些党员同时参加了将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原题为《民革成立前，李济深与国民党民主派的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