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在论坛开幕式上讲话。吕巍 摄
民进中央“庆祝第三十七个教师节暨2021·中国教师发展论坛”现场。吕巍 摄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时代越是向前，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性就愈发突出，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就愈发凸显。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教师的质量决定着教育的质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这一重要论断既是对广大教师肩负责任使命的高度凝练和辛勤耕耘的深刻褒扬，也是对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建设提出的殷切期望。
在建设教育强国历史新征程的背景下，卓越教师应当具备哪些核心素养？如何创新教师培养模式？如何实现能者为师？9月5日至6日，在由民进中央主办的“庆祝第三十七个教师节暨2021·中国教师发展论坛”上，来自民进中央、教育部、中国教育学会、高校、科研院所、中小学的5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吉林长春，围绕“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建设”主题，就卓越教师的核心素养与成长路径、高水平教师培养体系、信息化背景下的教师终身学习和专业发展体系、高水平教师教育师资与教研员队伍建设、教师管理综合改革等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共同为我国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建设献言献策。
这已经是民进中央举办的第十四届中国教师发展论坛。推动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促进教师群体的专业发展，民进一直在路上。
核心素养时代的教师发展
从关注“教什么”到关注“教学生学会什么”，从知识和信息的获取到帮助学生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当教育指向核心素养，“知识核心时代”将真正走向“核心素养时代”，学校的任务不再是一味灌输知识，而是给学生未来的发展提供核心能力。
显而易见的是，教师的素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核心素养能否在教育实践中真正落实。
东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饶从满从很早就开始关注新时代中国教师素养模型的构建，认为教师需具备功能素养、认知素养、社会素养与自我素养。“其中功能素养是教师履行教书育人角色的最外显的基本素养，认知素养包括学科素养和通识素养，社会素养主要是沟通合作，这是教师有效运用功能素养的支撑性素养，而自我素养则是促进教师其他素养发挥作用的素养。”
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院院长周彬认为，在核心素养时代，教师的高学历仍然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在高学历的情况下，还应该具有高学科水平和高教育能力，这种对学科知识深刻的理解和输出才能有助于成为高水平教师。”
在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潘春雷看来，现有教师培养体系过度强化了教师的专业化，弱化了教师的素养培养。“专业知识和技能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需要水下面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提供稳固支撑，这些都是教师需具备的极其重要的核心素养。”
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教育研究团队特别提到了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的专业素养与专业发展。他们将思政课教师的专业素养分为家国情怀、专业情怀、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综合素养几个方面，并对在职培训、校本研修、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外出交流与学习等当前思政课教师专业发展的路径做了分析。
民进山西省委会委员、山西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裴秀芳关注的是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提出在研究思考如何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时，要贴近教师心理及生活，除了强调教育理念、专业知识及教学技能之外，更要注重培养教师积极向上的生活信念、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高雅的生活情趣。“唯有此，教师才会从平凡的日常教学工作中感受生活，获得职业幸福感。教师幸福了，学生才会快乐。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能充分认识教师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营造有利于教师健康成长的良好生态。”
最近一年多，新冠肺炎疫情催生了在线教育和传统教育的融合，教师与人工智能的协作协同越来越受到关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执行主任余胜泉在主题发言中直言，长远来看，知识性的教学迟早会被人工智能取代，未来教师教书育人的素养会得到进一步凸显。“因此，未来教师要增强育人的功能素养，要成为学习服务设计者、个性化学习指导者、信仰与价值的引导者，要能够和学生进行心灵的碰撞和灵魂的启迪。”余胜泉表示。
教师教育改革的创新实践
论坛上，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教育学会会长朱之文带来了一组数据：目前，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教师1790多万人，每年新培养教师近100万人，能够较好满足教育事业发展对教师补充的需求，教师供给不足的矛盾基本得到解决。教师学历水平有了大幅提升，小学、初中、高中教师学历达标率已分别高达99.98%、99.89%、98.79%。
但他同时也谈到，我国教师队伍依然面临队伍整体素质不够高、教师培养质量不高等诸多困难和问题，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教师队伍已成为制约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短板，亟待系统施策，全面加强。
“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必须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培养培训、教师管理、经费投入等方方面面，但核心是打造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为教育事业发展源源不断培养造就优秀教师。”朱之文表示。
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国际形势发展对现代教师教育体系建设的新要求，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钟秉林提出了教师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理念，特别强调要构建开放型的教师教育体系。
“一方面，要鼓励综合大学举办教师教育，鼓励高水平的工科院校举办职业教育、师资教育、教师教育，以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多样化的教师教育体系。另一方面，要探索多样化的教师培养模式，优化调整教师的培养规格，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和专业，更加重视教师的职业理想教育、师德师风养成以及综合素质和教育实践能力的提升。”钟秉林说。
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建设是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源，因此，推进新时代师范教育质量尤为重要和关键。广东省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孙丽昕对我国师范生培养制度进行了反思，提出要抓好入口，强化过程，优化院校布局，重构师范生的培养体系。
朱之文也认为，应适当抬高教师培养“门槛”，大力提升师范生培养质量。在教师教育机构准入、专业建设、课程教学、社会实践等方面完善标准体系，重视师范院校师资队伍建设，注重师德师风教育，引导广大师范生立志成长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
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刘益春分享了所在大学在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方面的探索与实践。他介绍说，东北师范大学致力于推动UGS教师培养模式的迭代升级，着力破解新时代卓越教师培养的难题，构建3+1+2的培养模式，促进学科与教育的双强共振，推动教育实践贯穿融入教育培养全过程，形成教研改进共同体。
首都师范大学在师范生培养模式方面也不断创新。“我们的培养模式是实践取向的反哺、超越、激活，积极构建指向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培养的U-U教师教育共同体，完善教师教育、学科建设，构建五位一体的教师教育工作体系，整体推进区域教育变革。”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孟繁华说。
缺一不可的教师培训与教师评价
教育是一项长期而细致的工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成为教师不是师范教育的终点，而是一个新起点。
视频参会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第四中学校长马景林认为，教师的专业化发展，不仅有赖于高质量的职前培养，更需要完备的职后培训体系。“无论是职后培训还是校本培训，都应该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结合工作的目标任务真正建立起来，这对于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朱之文也认为，职后培训是教师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进一步完善教师职后培训体系，将教师培训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切实解决好教师参加培训面临的工学矛盾，真正实现中小学教师培训全覆盖。
“要完善培训课程体系，优化培训课程内容，紧密结合教育教学一线实际，增强针对性实效性，让广大教师参加培训有实实在在的收获。要创新培训模式，多采用案例教学、示范观摩、研讨交流等方式，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作用，实行线上培训与线下培训相结合。利用好现有教师培训资源，不断拓展新的教师培训力量，积极培育更多高水平教师培训机构。”朱之文表示。
有专家认为，教研制度是中国教育制度的一大特色，是独特的教师发展体系，是庞大基础教育体系的坚强支撑，也是联通教育政策、教育科研和一线教育教学不可或缺的中间机制。因此，在职后培训中，教研员可以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
“有人说教研员是‘为老师作嫁衣的人’，但实际上教研员和教师是共同的研究者和成长者，是用优秀培养优秀，用崇高涵养崇高。一定要建好教研队伍，做好教研的学术与实践，让既具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影响的教研制度可以更好地服务基础教育改革和教师发展。”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教研中心主任罗滨说道。
在做好教师培训的同时，钟秉林还提出了完善教师教育评价体系的建议。在他看来，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普及化阶段的教育评价理念归纳起来就是学生中心、结果导向、持续改进、多元参与；要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不断提高评价的专业化水平。”钟秉林说。
钟秉林特别强调要坚持专业素养与师德素养的综合性评价，尤其注重对教师师德素养的评价，将人才培养放在教师绩效考核评价的重要地位，将教书育人、崇教爱生作为高校教师评价的重要标准。同时，改进高校教师科研评价，重点评价学术贡献、社会贡献以及支撑人才培养情况。适应新兴信息技术发展，从评价教师知识传授结果转向评价教师作为大学生学习活动设计者和指导者的工作成效。“总之，要加强评价的系统性，抓住教育评价的核心要素来构建教育评价和质量保障体系，构建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师教育评价体系。”钟秉林说。
补齐乡村教育振兴短板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成为新的历史任务，与之相对应的乡村教师培养和发展问题受到更多关注，多位专家就此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中国农村教育研究院院长邬志辉提出，乡村教育振兴的深层逻辑是乡村教育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应该是多样的，既要坚持城市的现代取向，也要坚持呼唤乡村的文化觉醒。”
广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孙杰远尤其关注乡村教师的文化境遇问题。“目前，乡村教师的文化境遇具有质朴而碎片、具象而失语、现代而失真、聚焦而形散等特征，必须对其进行重构。”他建议从正意、提炼、重理、嵌入四个方面入手，以确认乡村教师的文化在场为前提，重新建构从乡土文化中提炼出的积极有效的现代元素，使其形成理想又实用的现代化乡村文化链条，并把这个乡村文化链条重新嵌入到乡村、嵌入到乡村学校、嵌入到乡村教育中去。在现代化与乡土化之间寻找平衡，理清乡村教育的定位。
教师教育还能为乡村振兴做些什么？邬志辉认为目前农村遇到的最大困难仍然是优秀教师下不去的问题，定向培养是解决该问题效果最好的方式，却做得很不够。
“我们对全国43268名县城内的教师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一般进修的教师占86.38%，特岗教师占6.32%，代课教师占3.16%，交流教师占1.39%，定向培养的只占1.18%，非常少。”邬志辉颇为遗憾地表示。
“一定要把实施定向培养计划作为优先事项来抓，让乡村教师‘有奔头’。”邬志辉建议继续大力实施农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计划，促进乡村教师队伍的专业化建设，稳步提高乡村教师工资待遇，建设一支优秀而稳定的乡村教师队伍，为乡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裴秀芳也持相同观点。“欠发达地区教师定向培养的首要目标是激发他们的教育意愿，要注意培养教师的职业认同和对乡村的热爱，真正做到扎根乡村，为乡村教育、乡村振兴发挥出更大的力量。”
（原题为《卓越的灵魂工程师如何培养——民进中央“2021·中国教师发展论坛”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