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正式投产 （资料图片）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方世界是很有影响力的，同样，他在中国也很有名气。1936年，他曾只身访问陕北革命根据地，并以《西行漫记》一书而闻名世界。
时隔20多年，1962年6月，斯诺先生又“飞过太平洋”，专程到中国上海采访。是什么重大的新闻，使得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又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原来，这一年的6月下旬，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台12000吨自由锻造水压机（简称万吨水压机）建成投产了。
在当时，能否制造万吨水压机，是衡量一个国家重工业水平的重要标志。万吨水压机能够锻造300吨重的大钢锭，足以解决我国经济建设包括国防工业在内所需的特大型锻件。当年，世界上只有美、苏两国拥有这种万吨水压机。我国所需的大型锻件，不得不依赖进口。可是，美国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而“苏联老大哥”又奇货可居。
为此，在1958年6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中央作出决定，把制造万吨水压机的任务交给上海。上海把这场“大会战”的主战场放在上海重型机器厂，其中以江南造船厂为主，会同上百家工厂共同制造。
当年参与制造万吨水压机的功臣们，一讲起这场震撼人心的大会战，依然眉飞色舞，滔滔不绝。
制造万吨水压机的总设计师和总指挥沈鸿，是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的机械制造专家。这位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年轻时在上海当过布店学徒和机器工人，参加革命后到延安担任机器厂总工程师，用土办法制造了许多设备，被毛主席誉为我们的土专家。沈鸿接下重任后，从中央机关的青年干部中，挑选了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的林宗棠为助手。到了上海后，又在江南造船厂的青年技术员中，挑选了毕业于大连工学院的徐希文为设计组长。在后来的大会战中，林、徐两位果然不负所托，发挥了骨干作用。
作为总设计师，沈鸿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冥思苦想，而是带领设计人员到全国有小水压机的工厂考察了解各种不同水压机的性能，听取操作工人的意见；同时，广泛收集有关水压机的国内国际技术资料，进行分析对比，集各家精华为己所用。
在设计阶段，数以万计的技术数据需要精确地计算出来。但当时既没有电子计算器，更没有电脑，年轻的设计组长徐希文不怕困难，凭借着扎实的数学基础，无论多难的计算课题，到了他的手里都能迎刃而解。如，由四根大立柱和三道大横梁构成的框架系统中，有个叫“静不定”的计算难题，徐希文夜以继日地奋战了一个月，最终把它精确地计算出来。
万吨水压机的设计工作是在反复试验后完成的。先是以百分之一体积的小水压机模型做试验；继而用有机玻璃做模型，做密封圈机理试验。负责焊接工作的是工人出身的工程师唐应斌，大家称他为“老焊工”，还有一位助手叫邹积铎，刚从清华大学焊接专业毕业。“老焊工”捏了30多年电焊龙头，但从没有焊过这么大的机器。当时国外有一种叫作“电渣焊”的新技术，可以焊接大的机器。为了学好这一新技术，这一老一少索性把铺盖搬到工地上，夜以继日地搞“电渣焊”试验。经过千百次的试验，终于掌握了这门新技术。
在建造万吨水压机过程中，后面的工序和难题还有很多，比如三根大横梁焊接好以后，还要放到900℃高温的炉子里进行热处理；在攻克了焊接关和热处理关以后，又遇到起重运输的难题。凡此种种，他们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最终，难题都得到了解决。
1961年12月13日，万吨水压机总安装开始。由于前期工作稳妥有序，技术上精益求精，总装进行得相当顺利，只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一次安装成功。“成功了！阿拉成功了！”庆祝总装一次成功的掌声和欢呼声在高大的厂房里回荡。万吨水压机的四万多个零件一次总装成功，体现了上海机械制造的水平，也体现了上海的大协作精神。
1962年6月22日，经过超负荷运转后的万吨水压机，正式投产了。消息传遍全国，震惊了世界。来自全国及海外的参观者络绎不绝。斯诺先生一直非常关心中国的命运。在西方世界，他听到了对中国制造万吨水压机的种种诽谤，他要亲眼看一看，并向全世界作客观报道。
他采访了解了中国制造万吨水压机的整个过程，并在上海重型机器厂亲眼看到了这个“庞然大物”。在万吨水压机车间，当他看到“红彤彤的大钢锭，转眼就被压成擀面杖样子的锻件”时，惊呆了。半晌，他才问：“这根锻件是派什么用场的？”陪同人员讲：“这根锻件是舰艇上的燃气轮机大轴。如果没有这台万吨水压机，我们就得依靠进口。”斯诺听后轻轻点点头。随后，陪同人员又向斯诺介绍了其他锻件成品。斯诺听着，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他说：“我理解中国，要建设强大的新中国，必须有这种威力巨大的机器。”
斯诺的话讲对了。我们国家自从有了这台万吨水压机，成套电站、 大型冶炼设备以及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的重要设备都能制造了。尤其是汽轮发电机，从6000千瓦逐渐发展到60万千瓦，现在向100万千瓦飞跃。使人高兴的是，我们的这台万吨水压机相应的锻造能力，一直到今天仍显得绰绰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