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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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书目阅读人：区政协秘书长 周坚
推荐书籍：《火种》
作者：刘统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份：2020年12月第1版
推荐理由：读《火种》，细节让人震撼，初心让人感动。
汇读感言 ：
交通大学刘统教授《火种》一书近50万字，主要讲述了“这个火种点燃之前，无数的爱国者和革命者经历了怎样的探索和尝试？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寻找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上又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让我们循着这个线索，来还原20世纪前期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
此书叙述生动、细节丰富，对许多耳熟能详的事件补充了很多珍贵的史料。书开卷不难，可一气呵成读完、亦可跳跃式选读，取决于个人对那段历史了解的程度。开卷有益，读《火种》，会生出一种神圣、悲怆、艰难、奋斗的情感与情绪。能感染人、激励人、升华人的书就是一本好书。悲悯情怀、忧患意识、理想信仰、奋斗精神、牺牲品格贯穿于书里的字里行间。全书结尾的一段话：“让我们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重读最后一段文字：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不朽的是对民族复兴之路的艰辛探索、是对人类美好社会初心生发的坚守、是对理想必将实现、信仰高于天的坚定。逝者已去，托体同山，精神信念，同辉日月。原文摘录 ：
陈公博所写论文中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特别记录了会议期间关于党的性质、方针、政策方面的争论：他们特别强调对现存其他政党的态度。第一个纲领写道，“对现存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和排斥的态度。在政治斗争、反对军阀与官僚，以及要求言论、出版与集会自由时，凡必须表明态度者，本党应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得与其他党派或团体发生关系”。他们特别强调这一点是有种种原因的。首先是内战连绵多年，陷民众于水火，经济凋敝。共产党人遂认为，任何一个党派若使民不聊生，它便是人民之敌。内战不断，形势堪忧。对此不仅北京政府，而且连南方政府都有责任。这就宣示了一个真理：中国现存的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值得参加。其次，当时许多共产党人代表的是其他党派或团体的激进分子。如果他们保留其他党派或团体成员的资格，会有损于共产党员的人格。再次，由于承认不妥协是唯一的政策，独立斗争对党史来说就很重要。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一起活动没有好处。
党纲领第十四条禁止党员做官和充当议员，并进一步说明，学校校长和大学校长如果经由政府任命，就视同官员，应如上述处理。这一规定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者主张，教育行业不应视同做官，而且党建立伊始，凡能活动的地方应积极活动，不管他们是什么职业，即使是在政府职位也好。由于持这种主张的一方坚持己见，这条规定遂留待下次大会作决定。第一个宣言并未能发表。宣言的原稿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理论为基础论述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提出立即进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后一部分列举了北方政府和南方政府的弊端，指出孙逸仙博士的政府并不好于北方军阀政府。这种说法在大会上引起了重大争议。有些代表论证说，尽管国民党的纲领有许多错误观点，但目前它毕竟多少代表了新时期的趋势。孙博士所提的民生主义类似国家社会主义。然而，多数代表鉴于国民党员反对共产党，认为那就应当推翻南方政府。最后，宣言还是通过了。但第二天另一项议案又决定把宣言的发布问题留待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第一个宣言没有公布，其原稿遂不为世人所知。
1921年10月4日下午2时许，有三个“白相人”从前门闯入陈宅，先说要见陈独秀，又说要买《新青年》。陈独秀见情形不对，想从后门出去，但后门已有人把守，无法脱身。一会儿来了两部汽车，把陈独秀和他夫人高君曼以及在场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一共五人都押到法租界巡捕房。屋里的《新青年》等印刷品和革命书籍也被搜去。到捕房后，陈独秀自称王坦甫，其他人也都报了假姓名。不久褚辅成和邵力子去陈家访问也被捉起来，褚辅成一见陈独秀就喊道：“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们捉到这儿来了！”这一下陈独秀的身份暴露了，法国巡捕查明褚辅成、邵力子两人身份后，将他们释放。其余五人关入牢房。
这一次，法国巡捕房是以“过激党”罪名逮捕陈独秀的。1921年10月11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内务事务官木下义介致东京内务省警保局长汤地幸平的情报说：
陈独秀曾被法国官宪逮捕过，他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因孙洪伊的介绍，就任广东共和政府的教育厅长。在任中，他提倡过激的无政府共产主义。陈在广东呆不下去回上海后，不久前被逮捕，并被照相、留指纹。历来法国官宪对待此种被告人极其宽容，只照相，很少有留指纹的。而这次竟破了先例，甚至检举，这实为罕见。
10月5日、会审公堂预审、陈独秀表示：“既然是为我的事，一切责任由我负责，高君曼是家庭妇女，家里还有孩子，请予释放。其余这三位来看我的客人，也请予释放。”经法庭考虑，高君曼准予释放；其余三人待调查审理明白后再处理。退堂后回到牢房，陈独秀对三人说：“马林给我的一封长信如果被搜出来的话，我可能要判七八年徒刑，我打算坐牢。你们三个人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出去继续干，不愿干也不必勉强。惠僧出去后仍回武汉工作，杨明斋仍当翻译工作，柯庆施还是去上学。”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各大报纷纷登载。马林请了法国律师巴和承办这个案子。巴和大律师的诉讼费用不菲，马林为了营救他们，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包惠僧说：“第三天下午，陈独秀被保释出去。我们三个人被关到第五天黄昏时，才来了一个陌生的人来办保释手续，把我们随身携带的东西和钱都还给了我们。”26日，法庭结案：《新青年》和《共产党》被取缔，禁止出售；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
关于黄埔军校的命名和校址、1936年国民党编写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说：
本校为党立军事学校，故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又以校址位于广东黄埔岛上，亦称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岛距广州约四十里，汽船一小时可到，周既约二十余里，林木葱茏，山峦起伏，南连虎门，为广州第二门户。长洲要塞在焉。前曾为广东陆军学校及海军学校旧址，但因年久失修，败瓦颓垣，荒烟蔓草。总理以其四面环水，隔绝城市，地当枢要，实为军事重地，便于兴学讲武，遂指定该岛为本校校址。十三年二月中旬，着手修葺，披荆斩棘，除秽去污，焕然一新。以前蛇鼠丛众之墟，一变而为跃马谈兵之地，于是弹丸孤岛之黄埔，遂为本党武力发祥之地矣。
孙中山委任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开始学校筹备工作。从1924年2月8日蒋介石主持军校筹备委员会首次会议，讨论招生和校务等事宜，至5月8日共开会32次。但是学校筹备工作举步维艰，困难重重。
……
这时国民党在许多地方还没有建立组织，共产党人在招生时做了很多工作。各地党组织积极动员和选送符合条件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青年报考。3月，共青团广州地委发出第7号报告，称将在广州创办军官学校，拟派三四名同志赴考。何叔衡在湖南长沙负责办理军校第一期秘密招生事宜，介绍赵自选、陈作为、郭一予等持函到上海见负责上海招生工作的毛泽东。
通过上海招收的黄埔一期学生有100多名，占当期学生总数的20%。他们中有后来的徐向前元帅、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国民党中将黄维等。对于当时报考和遇到毛泽东的经过，徐向前、郭一予、黄维在回忆录中都曾提到。
1954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一次会议上说：“我还曾经在上海为黄埔招过一期学生，地址是上海环龙路44号。”黄埔军校建立时，大门口有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横批是：革命者来。可见那时的黄埔确实有股子革命精神。
陕西米脂人杜聿明和他的同乡阎揆要（阎奎耀）、关麟征、张耀明等，本来一起到北京求学。杜聿明同时报考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后来看到《新青年》杂志，得知黄埔军校招生，从北京南下广州。4月3日杜聿明一行抵达广州，住在陕山会馆。上街打听黄埔招生的消息，得知招生虽然没有过期，但报名者已逾千人。杜等11人以陕籍同乡的身份，联名给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写了一封信，请求为之疏通。
在会馆住了半个月，才接到于右任先生的回信，约大家见面。于右任见到这些家乡青年不辞路途遥远，来到广州参加革命，非常高兴。他当即写信给蒋介石，说从陕西来了11个娃，都是有志革命来投考军校的。望破格录取，将来便于开展北方革命工作。
4月下旬，黄埔军校举行最后一次补考。考场设在广东大学。月底揭榜，杜聿明等11人全部榜上有名，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于右任事后曾对他们说：“当时国民党准备北伐，为了便于在北方打开局面，录取学生时，对北方学生的标准就放得宽些。”
湖南学生陈赓，湘乡人，出身行伍之家。他在自传中说：“祖父出身贫寒，幼从戎为官致富，善战闻于当时，我幼年受祖父影响，时思弃读从戎。”他16岁就去投了湘军，当了四年兵，不满旧军队，回到长沙上了自修大学，认识了何叔衡，1922年底入党。1923年底，孙中山委托军政部部长程潜在广州办“陆军讲武学校”，在湖南秘密招生。陈赓和同乡宋希濂去报考，一起录取了30多人，郑洞国、李默庵都在其中。这些湖南学生1924年1月到广州上学。3月的一天，他们沿珠江长堤散步时，看到了黄埔军校《招生简章》，陈赓认为：“革命青年不应分散力量，甚或为私欲者所利用，而应集中黄埔训练。”他们决定退出讲武学校，报考黄埔。陈赓、宋希濂考试后被录取，是第一期。他们这一跳槽，带动了讲武学校的其他学生。左权等同学坚决要求转学到黄埔军校，半年后讲武学校停办，150多名学生集体转学到黄埔军校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