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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调查，在沪中共中央各机构旧址（遗址）有30多处。20世纪80年代初期，笔者访问昔日在沪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张纪恩时，这位革命老人对以前的战斗生涯记忆犹新：“那时党中央各机构一般隐蔽于租界，其中不少我还记得地点……”
1982年5月，黄玠然（中）、张纪恩（左）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中央办公厅”）旧址门口合影
1982年5月，黄玠然（左）、张纪恩在中共中央阅文处旧址二楼扶梯口合影 （资料图片）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严重，周恩来制定了一套严格的隐蔽工作制度，提出党员职业化及机关社会化、群众化的重要原则。当年，中共中央各机构多设于上海租界。
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中央办公厅”）
1927年9月底至10月上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从武汉迁回上海；同年年底，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据黄玠然（早期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回忆：“那时在上海同孚路柏德里700号有一个两楼两厅的房子，就是中央的一个机关……实际上这个地方负责处理中央机关日常工作，我们都称这个地方为中央办公厅。那时恩来同志和小平同志每天都来这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来请示工作。凡是中央各部门大的事情，主要的由恩来同志解决问题。机关的工作、事务工作，那是要小平同志负责的，两个人是不可分离的。”当年，上海同孚路柏德里700号（后为石门一路336弄9号）系一幢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屋，这里作为最早建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在一段时间内属于处理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地方。它的原建筑现已不存，遗址位于今石门一路东侧、南京西路南侧转角附近。
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
从1928年夏开始，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设于上海青海路善庆坊21号（后为青海路19弄21号）和小沙渡路遵义里11号（后为西康路24弄11号），均系坐北朝南、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屋。当年，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对秘书处进行了直接的领导。秘书处下设文书、内交、外交、财务、翻译5个科，主要工作是刻印、密写、收发和分送文件，通过秘密交通网与各地党组织联络，收集、管理和汇兑党的经费，以及同共产国际联系等。秘书处的工作虽很多，但年轻的邓小平善于统一调度、合理安排，始终保证机关在险恶环境里正常运转，直至1929年夏他被派往广西工作。中共中央秘书处两个机关原建筑现均已不存，遗址分别位于今上海广电大厦绿地、恒隆广场。
中共中央机关办公地点
1929年夏至1930年年底，上海山西南路344号为中共中央机关办公地点，系坐东朝西、砖木结构的两层沿街房屋。那时，门外挂着“荣丰号”招牌，以做证券、股票生意为掩护。顾玉良（中共中央秘书处内交科长）、沈恩珍夫妇带着一个婴儿住在二楼后间，驻守机关。中共中央领导人李维汉、任弼时、关向应、邓中夏、罗登贤等都曾到此，邓小平也来过多次；他们或是开会，或是与相关同志谈话，如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维汉曾在此与江苏省委军委书记李硕勋商量发动武装斗争等事宜。它的原建筑已不存，遗址位于今上海物资大厦。
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
中共四大后，党领导的工农运动迅速发展，大革命掀起高潮，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任务也相对加重。1925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搬到上海福生路（今罗浮路）的一条弄堂。1926年春，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迁至北四川路安慎坊32号（后为四川北路1649弄32号），系一幢坐北朝南的两层楼砖木结构里弄房屋。那时，中共中央宣传部由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3人组成，彭述之、沈雁冰、郑超麟等均在此办公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陈独秀曾寓居于此，并在这里召开过中央局会议，听取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汇报，并商议相关工作。1927年4月上旬，陈独秀等离开上海，赴武汉参加中共五大，此处停止办公，后曾改作中央交通处机关。它的原建筑现已不存，遗址位于今凯鸿广场。
中共中央组织部机关
1928年夏至1931年春，中共中央组织部机关设于上海北成都路丽云坊54号（后为成都北路741弄54号），系一幢两层石库门房屋。当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成员黄玠然住在前楼，恽代英、余泽鸿、陈潭秋、何成湘等相继寓居楼下。那时，周恩来在每天清晨或深夜都要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任务很繁忙，在困境中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同志都会赴上海找中央，由国外返回的同志通常也先抵沪向中央报到。给这些干部分配工作后，周恩来总是尽可能亲自找他们谈话，从政治形势到工作怎样开展等都谈得很透彻；各地来向中央报告工作的干部要求见面的，他也尽可能满足要求，耐心地听取汇报，指出一些关键性的问题，热忱给予具体指导；还有，毛泽东代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红军中党代表伤亡太多，希望调派一批可做党代表的同志；周恩来阅后立即作批示，由中央军事部和组织部派去30名工人出身的党员。它的原建筑现已不存，遗址位于今静安雕塑公园东侧。
中共中央特科机关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由周恩来负责筹建和领导工作。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曾设于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今武定路930弄14号)，系建于1930年的砖木结构三层新式里弄房屋，原建筑被保存。中共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动向、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处叛徒、特务，下设4个科：一科为总务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营救同志、做安抚工作等；二科为情报科，负责收集情报，通过各种渠道打入敌特机构内部，及时了解敌人的动向；三科为行动科，负责保卫中央、镇压叛徒；四科为无线电通讯科，负责设立电台、培训报务员、开展与各地的通讯联络。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由于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及时向党组织报信，周恩来果断指挥中央机关和领导同志转移，避免了一次重大破坏。如今，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经修缮，将布置展陈。
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联络点
这个秘密机关设于上海浙江路清河坊（今浙江中路112号），系坐东朝西的沿街两层房屋，顶部有“老虎天窗”。1928年夏，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期间，由李维汉在沪留守，他曾暂住于此。这里的底层，有邓小平为掩护机关而开设的烟杂店；楼上，是中央领导开会、阅读处理文件的地方。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罗登贤等都曾来此讨论工作。周恩来在此接待过一些地区党组织的同志。如今，它基本保持原貌，得到了保护。
中共中央军委机关
曾设于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015号（今新闸路613弄12号），此系坐北朝南、砖木结构的石库门房屋。1928年秋，曾领导广东海陆丰农民武装起义、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彭湃被调到上海，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书记。1929年2月，新闸路经远里1015号二楼成为中共中央军委机关；8月24日，由于叛徒白鑫告密，正在开会的彭湃、杨殷（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颜昌颐（中央军委委员、江苏省委军委秘书）和邢士贞（中央军委兵士科科长、江苏省委军委委员）等被捕，于 8月30日壮烈牺牲。然而，中共中央军委的工作继续开展，在1929年夏至1930年5月，于上海举办了3期训练班，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培训近百名干部。如今，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经精心修缮，已建成纪念馆。
中共中央阅文处
1930年春，随着各地党组织的发展，中共中央各部门的文件往来不断增加，其中不少涉及党的最高机密。4月19日，中共中央在《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全体工作同志信》中，规定“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到保管处保存”；至夏秋间，又决定筹建中共中央阅文处。中共中央阅文处设于上海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今江宁路673弄10号），它既是中央的文件、资料库房和中央领导查阅文件场所，也是中央政治局的一个秘密碰头地点。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周恩来立即采取应变措施。如今，该建筑经修缮，将作为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阅文处）旧址布置展陈。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联络点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先后派出多名代表来华指导工作。1929年夏至1930年，在上海静安寺路、青海路口（后为南京西路681—683号）设立一家古董店，作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联络点，此系两开间上下二层的沿街房屋，店堂并不深，楼上楼下均设有摆放古董的柜台。曾任中国赤色救济会党团书记的朱锦棠为古董店“老板”，他与共产国际代表接洽时，常将中共中央或共产国际的文件、指示藏在古董里。黄玠然曾回忆：“古董店是一种业务掩护，实际上是党中央同共产国际代表的联络点，因为共产国际代表是外国人，外国人喜欢买古董，装着买古董的样子不会引起怀疑。”它的建筑现已不存，遗址位于今上海广电大厦绿地。
据调查，在沪中共中央各机构旧址（遗址）有30多处。20世纪80年代初期，笔者访问昔日在沪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张纪恩时，这位革命老人对以前的战斗生涯记忆犹新：“那时党中央各机构一般隐蔽于租界，其中不少我还记得地点……”上海的这些重要革命史迹，对于感悟融入城市血脉的红色基因、提升城市人文气质、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意义重大。
（作者系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学习工作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