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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会是在一间二三十平米的防空洞里开的，人站在里面头都抬不起来。那个会让我很感动。政治处主任宣布会议开始后说：“今天我们要欢迎一位从马来亚回来的同志，他回来和我们一起打美国鬼子！今天他来参战，不仅仅代表自己，更是代表国外的华侨华人。”就是在那次欢迎会上，大家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小马来亚”，这个绰号一直用到抗美援朝结束。

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资料图片）
罗炳枝，1933年出生于马来亚（今马来西亚），1949年春同家人返回广东普宁。自1950年参军入伍到1982年转业安置至上海，从军30余年。曾任上海市侨联干部。
罗炳枝手捧“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1949年解放前夕，我随家人从马来亚回到汕头乡下老家。那年我16岁。当时汕头还没有解放，仍处于国民党统治之下。船舶停靠后短暂的所见所闻，就让我对国民党有了直观的印象。那时候的汕头很乱，物价飞涨、治安混乱、乞丐遍地，甚至还有土匪。一解放，一切迅速改观。
解放后，我上了初中。1950年10月，我报名参了军。
艰难行军路
参军后没多久，我就跟着大部队上了火车。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要去抗美援朝，只知道是要上前线。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很兴奋。火车开到武汉，在那儿，我们发了棉衣、棉帽，又继续往北开进。一直到山东兖州境内，才知道我们隶属于十九兵团，司令员是赫赫有名的杨得志。
后来，换了列车，一路继续向北开去，直到我们的目的地——辽宁丹东。晚上的欢迎大会上，我们见到了杨得志司令员等兵团的领导，当时我们别提有多激动了。
我们这些新兵，当然不能直接到前线去，得先训练。于是，我们又从丹东去了铁岭的63军教导团，实实足足训练了5个月。教导团的团长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刚从国外回来，上过中学，所以到了那里之后，我就成为排级干部，在大队里当文化教员。那时候，我会教大家一些英语，一些战场上用得着的简单对话，比如缴枪不杀等。
训练结束后，我们接到指令，要去抗美援朝，当时心里既紧张又兴奋。临行的前一天，我们每个人领到了自己的装备。我是干部，发了一支枪（大部分士兵发两枚手榴弹）。每人一个背包，大概有60多斤，我记得里面有被子、军装、一袋白面、一袋炒面、一包压缩饼干、一袋咸菜、一小包牛肉干等。另外还有一把镐头和一把铁锹，铁锹是可以折叠的，可用作挖战壕掩体，还有两双军鞋、两用的军雨布。就这些东西，我一个十几岁小孩，背着也觉得挺累的。
进入朝鲜后的第一站是定州。一下火车，我们马上就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和危险：美军飞机正在轰炸。我们赶紧各自找掩护，蹲在坑里，头也不敢抬。敌机飞得很低，疯狂地对着地面扫射。那时候制空权完全在美军手里，所以他们才会这么猖狂。说实话，第一次见识这种场面，心里确实感到非常害怕，但我没想过退缩。
从定州再往前走，就没有车了，只能靠两条腿走。本来三五天的路，我记得我们走了20多天。为什么呢？我们遇到了朝鲜百年一遇的大洪水，行军经常被耽误。我那时候水性不错，一路上没少做开路先锋。
因为耽误了路程，随身携带的口粮就不够了，我们只好就地取材，当地有什么就吃什么。吃的最多的是苞米糊糊，就这都不够，只能稀汤寡水地对付着。印象里，可能是因为天气不好，也可能是水土不服，我们一个连大多数人都得了痢疾。
印象深刻的几次遇险
到了前线后，我被分配到炮团政治处当秘书。确定好职务的第三天，团里专门为我开了个欢迎会。
欢迎会是在一间二三十平米的防空洞里开的，人站在里面头都抬不起来。那个会让我很感动。我去得比较晚，刚走到门口，就听有人在嘀咕：“团首长们都来了，这个会很重要！”听到这句话时，我心里非常激动，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有这样的待遇。政治处主任宣布会议开始后说：“今天我们要欢迎一位从马来亚回来的同志，他回来和我们一起打美国鬼子！今天他来参战，不仅仅代表自己，更是代表国外的华侨华人。”就是在那个会上，大家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小马来亚”，这个绰号一直用到抗美援朝结束。
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两年多的时间里，有几件事，令我印象深刻，至今难以忘怀。
第一件是在1952年。那段时间，我每天要负责去防空洞抄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然后向全团播报。当时，我们没法与国内直接联系，所有的国内消息基本都来自广播，所以这项工作尤为重要。当时我抄写用的是复写纸，为了能够多复写几份，摘抄时我们都会特别用力。每次都是用5张复写纸，这样5个营加1个团部，正好一个单位一份。
6月，美军对我们团发起了一场大轰炸。当时，我正在防空洞里抄收新闻。一枚特大炸弹掀起的大石头，直径有3—4米，堵住了防空洞的门口，离我最多也就1米的距离。因为门被堵了，出不来，后来我还是通过头顶上的气孔才爬出来的。那时真以为自己性命不保了。
第二件也是在1952年。那时，我从政治处被派到后勤处去执行重要任务，就是要回国采购部队需要的生活用品。每次往返国内到前线，这一路其实比前线更危险。一是因为回国的道路都很狭窄、崎岖不平，二是因为随时可能遇到敌人空袭。为了跳车方便，部队规定，干部上车必须坐在后排。
最危险的那次，天下着大雪，车开到龟城时，有3位朝鲜留华学生希望搭车。我让他们上了车，并让他们坐在后排我的位置上，我则换到了副驾驶位置。车一路前行，快到新义州的时候，只见前方敌机轰炸，大火燃烧冲天。加上大雪天路滑，又是崎岖山路，突然遇到美军飞机扫射，驾驶员躲避不及，车子翻下了山坡，当时后排的3位朝鲜学生全身多处受重伤，血流不止，我坐在副驾驶位上受了轻伤。
第三件印象比较深的事是，有一次我去沈阳采购物资，千辛万苦来回，到了前线才发现少了两箱东西。记得再回沈阳去取的路上，最危险的地段平安无事地过了，当时还觉得挺顺利，暗暗庆幸。没想到回来通过敌机封锁线的时候，遇到美军空袭，敌机扔下了母子弹，结果我们车上的两个四川籍的战士就被小飞弹射中，牺牲了。
除此之外，还有几件事，同样令我印象深刻。当时，美军对我们打细菌战。我亲眼看到美军飞机在我们部队上空洒下了许多带细菌的树叶和各种小虫子。按照上级规定，我们开展了反细菌战的防疫清洁卫生运动：对所有东西进行严格消毒、不许留头发、勤洗澡等。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勤洗澡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那时候洗澡，就在一汽油桶里装满水，下面搭起柴火将水烧热。为了不让美军发现我们，我们会设置多条烟道，做好隐蔽。虽然随时有被空袭的危险，但为了不被细菌感染，我们不得不这么做。
另外，那时候我们住在防空洞里，洞里常年积水，我们的床就是用几个炮弹箱拼凑起来的。吃得也很艰苦，基本上没什么菜，大多吃玉米糊糊和压缩饼干。当时的压缩饼干很硬，必须要在火上烤一烤才能吃，否则根本咬不动。
我是一个爱学习的人，在部队里，读书、看报几乎占据了我所有的空余时间。部队里有一本叫《学习》的杂志，我一有空就会认真阅读，碰到不认识的字就会问部队里的一个大学生。两年多的参战经历，感觉自己文化水平倒是提升不少。
1953年7月初的时候，志愿军准备打一场“金城反击战”。那一场战役，我也亲身经历了。作为一名政治干部，怎么会到前线去的？当时团里要派人回国学习，必须马上确定名单，但确定名单的政治处主任已经上了前线，所以我必须要走一遭向他汇报。从我这里到他那里要经过敌人炮火的封锁线，虽然距离不到100米，但当时战况激烈，子弹、炮弹不断，我根本过不去。后来是一位四川籍通信兵带我过去的，他跟我说：“你紧跟着我，肯定没问题。”一路上我跟着他，就感觉一颗颗子弹从我身边或头顶飞过。我听着四川兵的指挥，一会跳坑、一会蹲下、一会快跑，当时脑袋里一片空白，直到顺利到达才回过神。
1953年7月27日停战了。那天我在前线，早上睁开眼，耳边没有炮声、没有喊叫声，取而代之的是树叶的“沙沙”声和鸟叫声，这种从未有过的安静，竟然让我有些不太适应。几个月后，大家整理好行囊，正式启程回国。一路上，马路两边站满了朝鲜的老幼，他们有的驻足目送我们、向我们挥手致谢，有的尾随我们的车辆一路快跑，用自己的行动表达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不舍与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