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1927年来华，1933年与宋庆龄相识，两人自此结下跨越50载的革命友谊。宋庆龄评价艾黎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
到中国探寻革命道路
1897年12月2日，路易·艾黎出身于新西兰南岛坎特伯雷地区的一户教师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翌年，艾黎高中毕业，他自愿报名应征入伍，作为新西兰远征军步兵团的一员被派往法国前线参战。战后，伤愈出院的艾黎于1919年退伍，回到新西兰经营农场。1925年，艾黎偶然读到报刊上有关中国大革命的报道，便决意前往中国，去探寻一条新的生活道路。
1926年12月，艾黎结束了在新西兰莫瓦蒂亚的农场生活，几经辗转，终于在1927年4月21日平安抵沪。抵达上海的第二天，经友人推荐，艾黎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火政处录用，担任工部局虹口救火会的小队长。10个月后，他被任命为火政处队长级督察，负责检查公共租界里工厂企业的防火措施。
来沪初期，艾黎在写给家人的信里提到：“这里必定有一些坐拥巨资的人，许多古典式的豪宅就坐落于花园和林荫道中”“但最底层的工人阶级辛勤劳作，比我们役使的马儿都不如”。通过实地走访，上海的贫富悬殊也让艾黎感到震惊。随着他对上海这座城市有了更多的了解，艾黎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一年半后，他打消了离开的念头，从此，中国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艾黎来华之初，正值中国大革命失败之时。艾黎从英文报刊上读到了有关宋庆龄的报道。当时身在汉口的宋庆龄拒绝出席汪精卫1927年7月召开的“分共会议”，并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退出武汉国民政府。同年8月，宋庆龄乘船转赴苏联，继续探寻中国革命的出路。
1929年5月,宋庆龄从德国转道苏联回国，6月1日参加孙中山灵榇移葬南京中山陵的奉安仪式。站在观礼人群中的艾黎，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宋庆龄，目睹了她进入享堂。在艾黎看来，宋庆龄是当时奉安大典“那一场面的中心人物”。在此前后，艾黎还通过阅读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千千万万中国人》和文森特·希恩的《个人历史》，对书中叙述的宋庆龄在武汉和苏联的个人经历有了初步印象。
1980年12月2日，宋庆龄在北京寓所设宴庆祝路易·艾黎83岁生日 （资料图片）
与宋庆龄一起开展革命斗争
1933年，艾黎在艾格妮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引荐下，在莫利爱路宋庆龄寓所，真正结识了这位中国革命的伟大女性。初次见面，宋庆龄向艾黎讲述了1922年她在陈炯明兵变中从广州脱险的往事。在艾黎的印象中，宋庆龄“表面上是一位退隐的夫人，住在上海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孙中山公馆。事实上，她一直很活跃，感到自己有责任秉承孙中山的遗志，尽一切办法继续为革命工作”。
1934年，在宋庆龄的关心和支持下，艾黎和几位外国朋友共同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宋庆龄为使政治学习小组的成员们了解上海工人阶级的状况，要求他们进行社会调查。1935年5月起，宋庆龄请艾黎利用工部局工厂督查这一职业便利协助马海德对上海各工厂中的电镀铬中毒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这项调查，是中国关于工业公害对青年工人（包括童工）影响的第一项研究，对工厂铬中毒问题提出大量的改进意见，同时也让艾黎和马海德对上海这一工业城市的劳动状况有了深刻了解。事后，宋庆龄对他们的调研工作十分满意。
在宋庆龄的鼓励和支持下，艾黎所在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艾黎居住的愚园路寓所顶楼小房间里，设了一处秘密电台，与进行长征的红军保持通讯联系。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消息传来，艾黎和宋庆龄都无比喜悦。11月7日，宋庆龄用“苏西”的化名复函艾黎，赞扬红军“真是一支强大的军队”。其后的一天凌晨，宋庆龄悄然前往艾黎寓所，和艾黎、甘普霖等几位国际友人一同庆贺这一胜利。
宋庆龄曾为红军运送过一箱手枪和子弹，她亲自去沪东取出来后，一路通过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所有卡哨，最后将之转移到艾黎家暂存。直到1938年艾黎离开上海时，才将枪弹送到宋庆龄指定的另一处地点。艾黎还同宋庆龄、史沫特莱一起，通过国际友人为红军伤病员购买药品，为中共苏区根据地置办无线电通讯器材，输送印刷专业技术人员。艾黎在上海愚园路的家和宋庆龄的寓所，还常被用作中共地下党员、革命人士的庇护所。在艾黎家住过的有：左尔格情报小组成员陈翰笙博士，红军将领刘鼎、许光达、李克农，以及日本友人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等。而刘鼎（原名阚思俊）在艾黎家和宋庆龄寓所暂住的经历，间接促成了中共与张学良东北军的联系。
对于宋庆龄交办的革命任务，艾黎总是尽心妥善地执行完成。艾黎的挚友马海德曾问他：“你就不害怕被敌人抓住吗？”艾黎坦然地说：“不！不怕！要干革命就应当置生死于度外，只要下了这样的决心，就什么也不怕了。”
在上海的岁月中，艾黎还积极参与宋庆龄支持筹办的《中国呼声》杂志。在编辑格兰尼奇夫妇同宋庆龄、艾黎、史沫特莱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呼声》首期于1936年3月15日出版。自创刊起，宋庆龄就不断给予《中国呼声》以指导和支持。她不仅为杂志提供稿件，还“亲自为这个刊物搜集材料，介绍一些人对局势的看法，协助他们做好编辑工作”，有些文章就是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她转给杂志编辑的。艾黎则是《中国呼声》杂志的长期撰稿人，他用凯特·道森、理查德、霍华德、乔大琦、韩素梅、明甫等不同的笔名，在杂志上发表了如《岳飞——中国的爱国者》等十余篇文章。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中共中央建议宋庆龄离开上海前往香港。12月23日清晨，宋庆龄在艾黎的护送下，安全抵达外滩南京路码头。晚年的艾黎清晰记得“她挎着我的胳臂走过所有那些面目狰狞、虎视眈眈的家伙，愉快地交谈着，神态自若”，无人敢上前盘问他们。
老而弥笃的革命友谊
新中国成立后，路易·艾黎决定留在中国，继续为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尽心尽力。他和宋庆龄一起参加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声援受麦肯锡主义迫害的美国友人鲍威尔夫妇。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艾黎作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代表经常出国参加国际和平会议，通过发表演讲、起草会议决议、写诗著文，为宣传中国的睦邻友好政策做了许多工作。
1953年起，艾黎主要从事写作，他翻译出版中国的诗歌，用自己的笔，写下了对友人的怀念之情；他走遍中国各地，写下了对人民中国的切身感受；他长期在《中国建设》《东方地平线》等杂志上发表文章，在新西兰家乡出版著作，利用各种渠道向世界传播新中国的声音。据统计，路易·艾黎先后出版了30余部如纪实采访、诗歌和翻译著作。
在每年元旦、春节宋庆龄收到的贺卡里，艾黎的一份是最醒目的，这是用他拍摄的儿童照片特别印制的相册贺卡。宋庆龄有时也用艾黎定制的贺卡，写上祝福语赠送友人。
为艾黎庆祝生日是宋庆龄晚年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有时甚至提前数月就开始准备艾黎喜欢的食品、邀请宴会宾客。她还事先告诉寓所工作人员，艾黎有过敏性皮肤病，要选择他能吃的菜，排座位要挨着她，便于谈话，并留下了许多为艾黎庆祝生日的合影。
1980年12月2日，宋庆龄在北京寓所为艾黎庆祝生日的照片上，艾黎正在切蛋糕，气氛十分温馨，宋戏称他为“Rewi boy”。这是宋庆龄为艾黎庆祝的最后一个生日。
1981年春，宋庆龄被医生诊断患上了慢性淋巴性白血病。5月14日晚，宋庆龄的病情突然恶化。次日凌晨3点，得到宋庆龄病危紧急通知的艾黎，立即前往探视。艾黎来到宋宅后，宋庆龄已不能说话，但能听得见，神志也还清楚。在宋庆龄的病床前，艾黎说了声“路易在这里”，双眼已经看不见任何东西的宋庆龄似乎听见了他的呼唤，隐约点了点头，这便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