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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6日，《译文》杂志在上海问世。《译文》杂志，每月出版一期，系大32开本，内容以现实主义文学艺术为主体，创作和评论并重。该刊选材精细，译文严谨，大量介绍俄、英、法、德、日、美等国的优秀小说、戏剧、诗歌、论文、随笔，以及外国绘画、木刻等。正由于具有鲜明的特色，创刊号加印了5次
鲁迅创办的《译文》杂志
《译文》杂志是在抗战前由鲁迅、茅盾等在上海发起创办的，它成为当年反文化“围剿”的新阵地，并培养和壮大了进步的文学翻译队伍。
这份著名期刊的筹备，仅用了数月。1934年初夏，茅盾来到上海施高塔路130号即大陆新村9号(今山阴路132弄9号)鲁迅寓所，谈起《文学》杂志推出两期外国文学专刊，激发了作家们的翻译热情。鲁迅听后，认为应创办一份专登译文的刊物。茅盾也有此意，立即表示赞成。当鲁迅邀黎烈文一道参与发起时，他马上应允，还建议以“译文”为刊名。随后，在商议《译文》杂志出版事宜时，承担发行的上海生活书店经理徐伯昕提出：要避免“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刁难，版权页必须印上“编辑人”的名字。鲁迅想了想说：“编辑人就印上黄源吧！对外用他的名义，实际主编由我来做。”
9月16日，《译文》杂志在上海问世。《译文》杂志，每月出版一期，系大32开本，内容以现实主义文学艺术为主体，创作和评论并重。鲁迅主张将该刊办成“图文并茂”的外国文艺精品杂志，他在《〈译文〉创刊号前记》中申明：“文字之外，多加图画。也有和文字有关系的，意在助趣；也有和文字没有关系的，那就算是我们贡献给读者的一点小意思，复制的图画总比复制的文字多保留得一点原味。”因而，该刊选材精细，译文严谨，大量介绍俄、英、法、德、日、美等国的优秀小说、戏剧、诗歌、论文、随笔，以及外国绘画、木刻等。正由于具有鲜明的特色，创刊号加印了5次。
鲁迅继8月初亲自编出《译文》杂志第一卷第一期后，又在9月17日、10月19日分别发完第二、三期。他不仅悉心选载外国文艺佳作，还抽空为该刊译写不少稿件，仅在10月16日出版的第二期上，就有高尔基的《俄罗斯的童话》第一、二篇（署名邓当世），苏联萨尔蒂诃夫·谢德林的小说《饥馑》（署名许遐），西班牙P·巴罗哈的《〈山民牧歌〉序》（署名张禄如），法国A·纪德的杂文《描写自己》、日本石川涌的杂文《说述自己的纪德》（署名乐雯）。是年冬，他在给孟十还的信中曾谈到所遇困难：“和商人交涉，真是难极了，他们的算盘之紧而凶，真是出人意外。《译文》已出三期，而一切规约，如稿费之类，尚未商妥。我们要以页计，他们要以字数计，即此一端，就纠纷了十多天，尚无结果。”
黄源后来在回忆恩师鲁迅时说：“《译文》开初的三期是鲁迅先生亲自编好的。但我取得第三期稿后，接到小默寄来的翻译德国贝希尔的一首诗，题为《饥饿之城》，诗不长。作者是名诗人，译者也是我熟悉的知名人士，因此我去信请示鲁迅先生，可否把这诗添进第三期。”鲁迅于10月25日复函：“添进Becher（按即贝希尔）的诗去，极好，他是德国最有名的普罗诗人，倘不逃走，一定要坐牢的。译诗想无后记，M先生（按即茅盾）说可以代写一点，迟若干日交卷。”虽然，《译文》从第四期开始由黄源接编，但鲁迅依然很关心它。
《译文》杂志的主要译者有孟十还、黎烈文、孙用、傅东华、胡风、曹靖华、茅盾等。该刊译载过恩格尔斯（恩格斯）的《与敏娜·考茨基论倾向文学》（胡风译）、别林斯基的《论自然派》（周扬译）、莫洛亚的《狄更斯与小说的艺术》（许天虹译）、爱伦堡的《论超现实主义》）（黎烈文译）等一批有影响的译作，还推出了“杜勃洛柳蒲夫诞生百年纪念”“普式庚(按即普希金)特辑”“高尔基逝世纪念特辑”“西班牙专号”等专辑。国民党当局对《译文》杂志译载的进步作品十分注意，常借故找茬，如曹靖华、陈学昭等的译文都曾被强行删改或抽掉。
1935年9月，上海生活书店拟更换《译文》杂志主编，鲁迅坚决不同意，他在给黄源的信中指出：“看稿由我们三人轮流办理，总之每期必有一人对稿子负责，这是我们自己之间的事，与书店无关”“我想，《译文》如停刊，就干干净净地停刊”。于是，《译文》杂志出至第二卷第六期停刊。不久，筹备《译文》杂志复刊时，黄源建议由上海黎明书局发行，鲁迅鉴于该书局曾出版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等书而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译文》与其污辱而复生，不如先前的光明而死。”翌年3月，经过大家努力《译文》杂志得以复刊（卷期号另起），由上海杂志公司发行，鲁迅撰写的《<译文>复刊词》谓:“这与世无争的小小的期刊，终于不能不在去年九月，以‘终刊号’和大家告别了。虽然不过野花小草，但曾经费过不少移栽灌溉之力，当然不免私心以为可惜的。然而竟也得了勇气和慰安：这是许多读者用了笔和舌，对于《译文》的凭吊。我们知道感谢，我们知道自勉。我们也不断的希望复刊。”至1937年6月，由于时局动荡，《译文》杂志出至新三卷第四期被迫终刊，共印行29期。
在《译文》杂志出版期间，鲁迅倾注了大量心血，并先后在数十封信中都提到它。而且，许广平的《最后的一天》提及，他在病逝前一天还强撑着仔细看了《译文》杂志的报纸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