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繁华的商业旅游街淮海中路的南面，有一条并不宽敞、显得幽静的马路——南昌路（100年前叫环龙路）；在这条马路上，有一条普普通通的石库门弄堂——渔阳里；在风云激荡的20世纪20年代，这条弄堂曾经是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聚合点，也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
从南昌路的渔阳里到兴业路树德里的中共一大会址，距离只有短短的一千米；从1920年春到1921年夏，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多。但是，改变中国历史“开天辟地”开创“新天地”的前奏，在此地吹响；引领中国历史走向的许多重要人物，在此地交会；中国最早授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陈独秀、毛泽东、李达、李汉俊、俞秀松等身影，在此地忙碌穿行；忙碌的背后，中国共产党的许多“第一”，在此地诞生：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第一个工会、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从此地播撒出去的点点星火，汇聚成革命的火种，迎来全国性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点亮全中国。
100年前，也就是1920年的一个春天，一位身着长衫的中年人，带着行李走进了环龙路上的老渔阳里2号，这是一幢两上两下的老式石库门房屋。
这个人，就是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
当年的老渔阳里其实并不老，整条弄堂建成才7年，只是为了和1917年建成的新渔阳里区分开来，而这样称呼的。老渔阳里2号，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寓所，一正一厢的两层石库门，在当时是时髦宽敞的住宅，陈独秀到了上海以后，就在这栋房子里住了下来。
随后，一系列轰轰烈烈的建党准备工作和活动在此展开——
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杂志，由北京转到上海在此地继续编辑出版；1920年春，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在这里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1920年5月，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发起建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个时候，毛泽东从北京来到上海，曾经到陈独秀寓所拜访，两人深入交谈，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和湖南改造等问题。后来，毛泽东在陕北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在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我和陈独秀讨论着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这一转变的时候，可以说他对我的印象是极深刻的。”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老渔阳里2号聚会，决定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起草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这是中国出现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也被称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由陈独秀担任书记。随后，陈望道、杨明斋、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伯渠、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等先后加入。成员们常在此开会，讨论党组织工作和工人运动；大家还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与此同时，《新青年》改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
1920年年底，陈独秀去广州，陈望道接任主编。
1920年11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共产党》月刊，编辑部设在老渔阳里2号；《共产党》月刊第一次在中华大地树起了“共产党”的旗帜，阐明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老渔阳里2号，还是中共“一大”的筹备处和“一大”期间的“秘书处”。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沪，并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商议，决定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他们致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委派代表，确定会议地点和日程，起草并刻印有关文件。
今天，老渔阳里的门头已经看不到了，现在是南昌路100弄，位于思南路和雁荡路之间，和102弄共用一个入口。走进弄堂，右边第一排房子是1号，再往里走，就是2号。1952年秋，南昌路100弄2号建筑被修复，曾作为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二馆对内部开放。在底层厢房东墙仍有昔日镶嵌的淡灰色石碑，上面镌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工作部，领导当时党的日常工作。1921至192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部在这里成立，毛泽东同志也曾一度在这里工作。”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党史的研究尚未深入，碑上文字虽有不准确之处，却清晰显示了它曾是最早中共中央局办公地点。
这是一栋让人肃然起敬的老房子。近百年在这里发生的一切，如惊雷、似闪电，划破漫漫长夜，唤醒沉睡的人们，一个崭新的先进的政党在此孕育。开天辟地的中国共产党，在离此地不远处的望志路106号诞生，中华民族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