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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钱伟长先生:一切从国家的需要出发
唐希戈/政协头条  
来源:政协联线 | 2020-08-14 10:14 字号
时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钱伟长教授(前右),应邀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讲课(资料照片)
钱伟长,1912年10月9日生,江苏无锡人。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作为中国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三钱”。他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曾任上海大学校长;第一、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第二届中央委员、第四届中央常委、第五、六、七届中央副主席、第七、八、九届中央名誉主席。
曾有不少人问他,作为一名科学家和教育家、作为一名民主党派人士,贯穿他一生的信念是什么?钱老的回答是——“一切从国家的需要出发。”这句话贯穿了钱伟长的一生。
2010年7月30日,钱伟长在上海与世长辞。10年后的今天,我们来回忆钱伟长,是出于怀念,更是对他高尚人格与坚定信念的记取与致敬。
弃文从理 留学归国
1912年,钱伟长出身于江苏省无锡县鸿声乡七房桥村一个清贫的教师之家。他有个大名鼎鼎的四叔——国学大师钱穆,“伟长”这个名字就是钱穆亲自取的。
16岁时,父亲病逝,之后他就一直跟随四叔生活。受其耳濡目染,18岁那年,钱伟长以中文和历史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可就在他决定进入历史系的第二天,也就是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一时间,全国青年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支持抗日。钱伟长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震惊中外的消息,当时就火了:“没飞机大炮,我们自己造。”钱伟长决定弃文从理,转投物理系门下。由于高考物理成绩只有5分,一开始他被物理系主任拒绝,几经周折才得偿所愿,并且学习异常努力,后来成了物理系的尖子生。
1939年,钱伟长考取了中英庚款会公费生留学生,留学的过程却一波三折。直到1940年8月,钱伟长才终于在上海登船,赴加拿大留学。在多伦多大学,钱伟长主攻弹性力学,在导师辛格的指导下,用50天的时间完成了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这是世界第一篇有关板壳内禀的理论,几十年来深受国际学术界重视。这篇论文和爱因斯坦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共同发表在一本文集里,而那时钱伟长到加拿大还不到一年。
1942年,钱伟长博士毕业后来到了美国,师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之后,他进入美国著名的喷气推进研究室工作,在导师引领下,参与火箭和导弹试验,并在飞行器结构力学、高速空气动力学和飞行器动力学方面作出多项成就。1944年,他成为美国航空科学学会正式会员,并在美国航空工程学会上宣读了《超音速对称锥流的摄动理论》。美国应用数学季刊分三期连载了钱伟长博士论文的基本部分,其中一个重要方程被称为“钱伟长方程”。
正当钱伟长在美国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国内传来了中国抗战胜利的消息。1946年,钱伟长做出了回国的重大决定,以“久离家园、怀念亲人”为由,取得了回国权。
怀着出国前立下的誓言,他回到了阔别6年的清华大学,担任了机械系的一名教授。为了生活,更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他同时在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工学院兼课,一个星期十几堂课,几乎包下了这3所学校物理系所有的基础课程。因为薪水低,他经常要借贷度日。
在此期间,他参与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力学专业——北京大学力学系;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弹性力学》著作,开设了我国第一个力学研究班和力学师资培养班,该班学员大多成为中国从事力学研究科学的领军人物,为我国的机械工业、土木建筑、航空航天和军工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万能科学家”谱写佳话
新中国成立后,钱伟长开始从事行政工作,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6年,钱伟长和400多位专家教授一起参加了新中国自然科学12年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这是旷无古人的大事,分歧争论在所难免。钱伟长提出要把原子能、宇航、计算机和自动化列入发展规划,这个主张并不是囿于自己从事的学科,而是关注到国家整体科技实力的发展。当时只有钱三强和钱学森支持。吵了一年多,最后周恩来说:“‘三钱’说得对,我们国家需要这个。”此后不久,周总理在许多公开场合把三人并誉为“三钱”,也就是后来传开的“三钱”的来历。
在科研上,钱伟长什么领域都去研究,在什么领域研究都有收获,于是有人称他为“万能科学家”。对此,他说:“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国家哪方面需要我,我就力所能及地去干。”从1957年后的20多年间,他与清华园里的科学家们先后为各方提供咨询、解决技术难题100多个;应李四光要求研究测量地引力的初步设想措施;为国防部门建设防爆结构、穿甲试验、潜艇龙骨计算提供咨询;与工人们一起建立起了热处理车间,还设计了当时北京最好的液压机床……
1983年,已过古稀之年的钱伟长突然接到一纸调令,被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这是由邓小平同志亲自任命的,还特别注明了“不受年龄限制”,意为终身教职、终身校长。钱伟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教学科研的改革,首先提出了“拆除四堵墙”的口号——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拆除师生之间的墙,拆除科系之间的墙,拆除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墙。1992年,钱伟长又推行了短学期制、学分制和选课制,精简了教学大纲,并从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增设了许多新的科系。因为在全国没有先例,学分制刚开始实行的时候压力重重,后来在几年内竟风行全国。
1994年,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和原上海大学合并,定名为上海大学。年逾八旬的钱伟长担任合并后的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说:“要把上海大学办成世界一流的研究性大学,当好校长不仅是我的责任,更是我的义务。”的确,自从来到上海,他就一直是一名义务校长,他从没拿过上大一分钱的工资。
作为教育家的钱伟长,出版过50万字的《论教育》。他强调务实,更强调“教育兴国”。1977年以后,他去祖国各地做了数百次讲座和报告,提倡科学和教育,宣传现代化。他在办学中实践着自己的教育理念,如学校必须适应社会的变化,为社会服务;要办好工科,必须有坚实的理科做基础;培养的学生应当是全面的人,是爱国者,是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
“拆除四堵墙”的高校办学宗旨、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思想、和谐教育和美育思想,都是钱伟长对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的重大贡献。
半个多世纪的参政议政生涯
钱伟长和费孝通这两位泰斗级的大学者既是同乡,又是挚友。同为民盟的领导人,他们都有着深刻的平民情结,忧国忧民,心系百姓。
改革开放以后,钱伟长的参政议政空间比之前更为宽广。1978年以后,钱伟长经常到各省市、自治区,特别是贫困的边远山区考察,为富民强国出谋划策。南到西沙群岛,北到漠河,西到新疆大漠,无不留下他奔走的身影和直言的调查报告与建议。
1986年开始,民盟四川省委组织专家学者,开始了对遂宁的智力咨询服务。钱伟长从1989年“遂宁市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成立伊始就亲自指导,历年来多次到四川指导“盟遂合作”工作会议。1990年,他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重视发挥民主党派在地方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一文,指出,“盟遂合作”是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的一次成功和有益的尝试,为全盟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榜样。
1988年,开发大西北问题正式提上民盟中央议事日程。当年,费孝通和钱伟长带队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并与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两省两自治区的党政领导在充分沟通和协商后达成了共识。7月,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建设研讨会在甘肃兰州召开。会后,费孝通和钱伟长以民盟中央主席、副主席的身份联名上书,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建议,希望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这项建议很快得到批复和支持。此后,民盟中央成立了名为“区域发展研究委员会”的专门机构,费孝通、钱伟长担任召集人,积极推进这项工作的开展。后来,黄河上游民族经济开发区顺利建成,西北地区的老百姓感动地说:“钱伟长和费孝通为我们西北人做了件大好事。”
1988年,钱伟长率领专家工作组赴贵州毕节进行实地考察,帮助毕节制定试验区规划。1989年,“支援贵州毕节试验区规划实施专家顾问组”正式成立,钱伟长任第一、二、三届组长和第四届总顾问。之后,作为为毕节试验区实现发展目标而设立的智力支援机构,顾问组对毕节地区重大项目的上马、重要行业的发展、支柱产业的培育做了大量具体工作,提出了建设“两烟”、畜牧业、铅锌、煤炭产业群,建立项目储备库、培训项目管理人才等重大建议。钱伟长曾就贵毕公路、洪家渡电站、毕节化肥厂“6改12”等项目,亲自给国家和有关部委领导人写信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对促成这些项目的立项和修建发挥了重要作用。2008年9月,为感谢他们为毕节地区发展作出的贡献,钱伟长和厉以宁等专家被授予“毕节地区荣誉市民”。
此外,他还于1985年至1990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为香港、澳门回归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奔走,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责任编辑:陈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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