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曾经优雅繁华的水乡——松江在日军的炮火下几乎成了废墟（资料照片）
1946年7月初，张贤随部队从洪泽湖突围归来。领导对他说：“你既然突围出来了，就不要再回去了。”张贤回答：“前方还在打仗，那里还有我们的伤病员。我必须再回洪泽湖去。”
1946年7月16日重返洪泽湖寻找新四军伤病员时，张贤在船上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光荣牺牲
张贤，1915年出生于上海市宝山县大场乡（现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毕业于上海同仁医院附设高级护士学校。1939年1月，到新四军常熟县人民抗日自卫队总部（简称“民抗”）组建后方医院。他是第一个从上海到“民抗”部队的上海医生，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7月16日在江苏洪泽湖地区寻找新四军伤病员时光荣牺牲。

三蒲包医药器械办医院
1937年，日军侵华、上海沦陷时，张贤正在上海同仁医院学医。他立即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在上海难民收容所工作。1938年春，中共地下党员李建模分配他到上海浦东大团镇地区，建立时疫医院，并以医生的合法身份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1939年1月，李建模告知张贤，称常熟地区有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民抗”部队，非常需要医务人员，要求张贤立即到那里去创办一家医院,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
张贤通过在上海同仁医院的同事，搞到了一部分医药器械，分装在三个蒲包里，以返乡开设私人诊所的名义来到常熟。那天，他穿着笔挺的西装，由“脚夫”（帮助挑行李的人）挑着三蒲包医药器械，从上海十六铺码头乘“新江南”号轮船，到达常熟的浒浦镇，由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的“交通员”将他送到新四军“民抗”部队大队部的所在地——苏家尖莲荡浜。
“民抗”部队大队长任天石、参谋长赵伯华、政治部主任杨浩庐，听说上海来了医生都非常高兴。他们对张贤说：“伤病员已在那里等着医生了！”当面要求他克服困难建好医院，支援抗日军民。自此，“民抗”部队建立起了一家小小的医院，张贤任院长兼医生。由此，他成为第一个到“民抗”部队投身抗日的上海医生。
就这样，张贤用从上海带到常熟去的三蒲包医药器械，在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因陋就简地办起了“民抗”后方医院。
创办“水上流动医院”
常熟是水网地区，敌人经常前来骚扰袭击。为了确保伤病员的绝对安全，必须经常在水上穿插流动。每一次流动，他们都要用木门板把重伤员抬到船上，到了目的地后，再把他们抬到老百姓家中隐蔽养伤。因此，伤病员时而集中，时而分散。集中时，张贤在老百姓家中放一张桌子，摆开医疗器械看起病来。敌人“扫荡”骚扰袭击时，他便背起割草的箩筐，箩筐里藏着药品，边割草边观察敌情，机智灵活地为隐蔽在老百姓家中的伤病员进行换药治疗。
1939年夏，张贤自备了一只小船，医疗设备和药品就放在这只小船上。从此，办起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水上流动医院”。
“水上流动医院”，既便于伤病员的转移，又易于隐蔽。但敌人对根据地严密封锁，医药来源十分困难。没有治疗肺结核的药，张贤便带领医务人员采用各种土办法来克服。他把鸡蛋壳烘烤后研磨成粉，给肺结核病人增加钙质；用硫黄粉加石灰和水煮成药水，治疗疥疮；用砖头烧热后作热敷；用老百姓家的蒸饭菜用的蒸笼，对医疗器械进行消毒杀菌。
当时，领导上对上海来抗日根据地工作的医生，给予了一些特殊的照顾。比如，每月发给张贤20元生活费。他用组织发给自己的这笔钱，买了白糖、鸡蛋、鱼、肉等，分送给重伤病员吃。后来，张贤带头拒绝照顾，和战士们一样，每月只领1.5元的生活津贴，赤脚穿着草鞋，吃着粗茶淡饭。有一次战斗中，有一位叫华玉坤的战士，整口的牙齿都被打掉了，下颌骨又脱臼，无法饮食。张贤便用橡皮管从鼻腔伸进食道，一天几次给这位伤员灌米汤，直到痊愈。
迎来上海医生
据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解放后曾任宋庆龄同志第一任秘书、现年96岁高龄的上海市科协离休干部杨逸回忆：她就曾在1939年春，经“八办”丁农华同志（大家称呼他“老丁”）的安排，和费顺祥、陈淑贞（现名陈宇）一起，从上海十六铺码头坐船到常熟浒浦镇，再换乘小木船到达横塘的新四军“民抗”部队驻地。组织上安排她在“民抗”卫生队（又称“后方医院”）学习救护及护理伤员等医学业务操作，当时“后方医院”的院长就是张贤，医务人员中还有和张贤一起从上海到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妻子庞露。
杨逸后来因患上肺结核病回家乡上海宝山养病。她以创办瑞芝小学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并与张贤在上海时的同学徐国璋（中共党员、新四军吴淞情报组组长、1945年因病牺牲在革命工作岗位上）建立了联系，一起为新四军收集侵华日军的军事情报，并组织将医药器械运送到新四军根据地。“文革”结束后，杨逸还曾联络当年由她动员参加新四军投身抗日的彭同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南京儿童医院院长）与张贤烈士的遗孀庞露见了面。
另据上海市公安局离休干部王征明同志回忆：他在担任新四军六师侦察科长时，就是通过张贤介绍，与当时在上海同仁医院工作的朱萍、在上海吴淞医院工作的徐国璋（均系张贤在上海学医时的同学）接上关系的。后来，徐国璋被组织考察发展为新四军情报员，以后又担任新四军吴淞情报组组长。由此可见，张贤不仅自己在新四军根据地投身抗日斗争，还介绍动员了自己在上海的一批同学参加到抗日的革命队伍中来。
1939年5月，新四军“老六团”东进，“民抗”医院和他们的卫生队合并，成立了“江抗”后方医院，由林震任院长，张贤担任医务主任。这时，新四军活动范围不断扩大，战斗更加频繁，伤病员也逐渐增多。这年年底，从上海及其他城市先后有几批医生和护士来到医院，其中有盛立、赵熙、张力、周廷宰、王湘、陈石士、陈宇、白山、王嶙、包蕴、征红，马佩卿、叶琼、顾行、顾励、程毅、柳浪、张帆、顾克成、顾定字、沈逸、归祖兴、杨子清、安希宝、王寅、张健如等，医护人员已增加到30余人。
为帮助大家掌握医务技术，张贤还在战斗的空隙举办医药卫生训练班，每期3个月左右，学员四五十人。他自编教材，自己讲授，组织大家学习；还采取边干边教，运用形象化的教育方法，比如在眼药水瓶上画上一只眼睛，帮助学员区分眼药水和碘酒，以避免医疗事故的发生等。
老人哭着找恩人
“后方医院”不仅对部队的伤病员尽心医疗，他们还利用战斗间隙，尽可能地为当地广大贫苦农民治病。莲荡浜有个贫农孙根乔大娘腹腔生瘤，长年发烧，病情危急。张贤得知后，顾不上吃饭，赶去诊治，用简陋的设备，为她进行了手术，排除了腹腔的脓血，病人体温随即下降。但由于营养跟不上，出现了休克，张贤拿出了仅有的积蓄去买补品，给这位大娘补充营养。他还不分昼夜，不避风雨，不嫌伤口脏臭，常来给她换药和护理，孙根乔终于脱险治愈。
新四军根据地上海医生张贤救死扶伤的这一故事，很快就在当地群众中传开了。周围不少患有疾病但无力医治的农民，一个个划着小船前来寻找流动的后方医院求医。医院的工作人员在张贤的感染下，都以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对病人热情相待，细心治疗，军民更加鱼水情深，融洽无间。
由于日夜辛劳，到了1943年，张贤在句容、江宁一带开展游击医疗活动时，患上了肺结核，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但他仍然顽强地坚持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孙根乔的子女千方百计打听、寻找新四军恩人医生张贤的线索，想领着老母亲一起前来看望当年的救命恩人。当他们得悉张贤医生已在革命战争中光荣牺牲时，母子俩抱住张贤的两个儿子痛哭了一场。
英勇献身洪泽湖
据张贤妻子庞露同志回忆：解放战争开始时，张贤已在淮安的华东医校工作。以后又随邓子恢同志到淮北七分区卫生部工作。那时，她正要准备生第二个小孩。张贤当时没有顾得上照顾怀孕的妻子，只是派人通知了妻子一声：“我到前方去了。”
1946年7月初，张贤随部队部分同志从洪泽湖突围归来。领导上对他说：“你既然突围出来了，就不要再回去了。”张贤回答说：“我不能因为自己突围出来就不管伤病员了。前方还在打仗，战士还在流血，那里还有我们的伤病员呢。我必须再回洪泽湖去。”
那时，妻子刚生完孩子。面对着两个孩子，妻子的心情很复杂，对他说：“这边工作也需要你，你就不要再出去了，万一牺牲了叫我如何办？”
张贤安慰妻子说：“万一我牺牲了，还有组织。组织会照顾你的，参加革命不能怕死！”他还把在党校学习的两本笔记本交给妻子，说：“留下这个，作个纪念。”
第二天，张贤正要动身时，大儿子克宁骑在爸爸骑的马上正在大哭，不让爸爸离开。张贤哄着孩子说：“爸爸给你买肉吃。”孩子这才勉强从骑的马上下来。就这样，张贤和妻儿告别了。谁知，这次分别竟成永别。
张贤走后不久，组织上通知他的妻子庞露：张贤在1946年7月16日重返洪泽湖寻找新四军伤病员时，在船上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光荣牺牲。
一位从上海投奔新四军根据地，在医务工作岗位上奉献了7年多的革命战士，永远地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