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左）和史良（中）、蔡畅（右）亲密交谈 本文图片均来自团结报
史良故居
“七君子”出狱后合影，左二为史良。
【编者按】
3月27日，是我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法律学家、中国妇女运动的著名领袖之一、中国民主同盟卓越的领导人、杰出的民主战士史良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

史良是民盟杰出的领导人，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典范，她爱国敬业、成就卓著，有很高的社会威望。特刊发纪念文章，向史良同志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
史良（1900年3月27日-1985年9月6日），字存初，江苏常州人，中国当代法学家、政治家、女权运动先驱。在民国时期，她是上海著名的律师；在抗战时期，她因参加并领导抗日救亡运动而被捕入狱，是“七君子”之一；在新中国时期，她担任司法部首任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两届中央主席，是人民司法工作的开拓者和司法行政工作的奠基人，是中国妇女运动的领袖之一。
幼年抗婚 萌发女权意识
史良出生在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父亲育有史良兄弟姐妹八个，她是老四。至史良父亲时家道已经败落，一家人靠父亲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举步维艰。幸运的是，父母虽然家贫，但思想开明，他们坚持送大女儿上学，闲暇时间也教未能入学的孩子读些书。
幼年的史良非常渴望学习，她虽然不能像大姐一样去学校读书，但非常努力地在家读书。读书明志，通过读书，小小年纪的史良便有主见，她相信读书能改变命运。7岁时，因为家庭经济实在拮据，母亲曾经自作主张想把她和一户姓刘的有钱人家定娃娃亲，史良知道后绝食抗婚，最终以小史良的胜利而告终。
史良在幼年时女权意识已经萌芽，她依靠自己的勇气和抗争，把握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拐点。
少年奋发 研修法律
1914年，14岁的史良进入武进县立女子师范附小学习。1916年，史良考取武进县立女子师范。1919年，史良参加“五四运动”，当时她已经担任常州女师同学会的会长。1922年，史良进入上海法政大学法律系，1926年，史良转入上海法科大学，成了上海司法界著名人士董康的得意门生。1927年，史良大学毕业，生性正直的她很快被诬陷而关进监狱。经过老师董康出面，并且邀请蔡元培说情，才被保释出狱。随后，她进入了董康开设的律师事务所，成为执业律师，凭着过硬的专业素养，渐渐成为轰动上海、闻名全国的大律师。
在史良的求学路上，她的大姐史群功不可没，1914年，史群参加工作后，把当教员的全部薪金都拿出来补贴家用，14岁的史良才得以进入学堂。史良从内心深处感恩大姐，她深情地回忆：“我是不能忘怀，我亲爱的大姊，如何在小的时候，特别是中学时代，帮助我父母，给我们求学，以致有今天”。
史群依靠自己的学识和担当，承担起了养家的责任，给了歧视女性的封建思想一记响亮的耳光，俨然又是一面鲜艳的旗帜，照亮了史良自强的道路。史良也抓住了人生的第二个拐点，在求学期间奋发图强，苦练法律内功，一方面是感恩大姐的养家助学，另一方面随着法律知识的不断积累，也让她逐步掌握了维权的法律利器，为她今后追求自身幸福、关心和捍卫中国妇女权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青年追爱 把握幸福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企图已经昭然若揭，但是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于11月22日悍然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之狱。史良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史良入狱后，各界人士都来营救她，甚至包括爱因斯坦和享有“美国的孔子”盛誉的杜威。直到“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在中共中央的敦促和全国人民的声援下，经过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营救，史良才终于出狱。
出狱后不久，史良与相恋已久的陆殿栋结为百年好合。陆殿栋比史良小7岁，江苏吴江人。他曾经在法租界巡捕房从事翻译，陆殿栋治学严谨，仅读书卡片就积累万余张，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陆殿栋还曾留学美国哈佛，主修国际法，史良和陆殿栋在多次营救政治犯的合作中配合默契，在长期的交往中双方彼此吸引，尤其是史良入狱期间陆殿栋不离不弃，两人终成眷属。
从小时候的抗婚到到和陆殿栋的结合，史良实现了人生的又一个拐点，用自己的行动捍卫了女性追求幸福的权利，把幸福的婚姻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男女平等必须以法绳之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宣布成立，1942年史良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11月，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史良被增选为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史良加入民盟后，从救助少数民众转为关注民生大众，尤其为争取男女平等、保障妇女的权益呐喊。
1949年6月，史良奔赴北平，应邀参加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对于新政协委员名单的酌定问题，周恩来专门向史良征求意见，史良指出：“旧政协我没有参加，基本上没有妇女代表，我希望新政协能够注意到妇女代表名额。”这一点足以表明她对妇女权利的争取以及对新政协的美好希望。其实早在“七君子”之狱中，史良接触到了很多中国最底层的女性，她发现多数女犯都是因为承受不了家庭暴力而反抗入狱的，这或许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她极力主持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原因。
新中国建立后，史良成为司法部第一任部长，并且被选为全国妇联执行委员、副主席，作为中国妇女界的代表人物，她倾注大量心血，亲自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制定，废除了男尊女卑、包办强迫等封建主义的婚姻制度。提倡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实行一夫一妻制。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颁布，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把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以法律的形式绳之，打破了千百年来对妇女的歧视，在婚姻制度上真正实现了婚姻自由、男女平等。
史良加入民盟后，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这是她人生的又一个拐点，由小爱到大爱，推爱及人，尤其是推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在保障妇女的婚姻自由以法律的形式制定下来。
一心为民 了无牵挂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民盟组织恢复活动，史良也得以平反。
1976年1月，在怀念周恩来的追思会上，史良的丈夫陆殿栋发言时提起总理的亲切关怀，情绪过于激动，诱发脑溢血突然离世。相濡以沫几十年的爱人突然离去，使史良的健康也严重受损。但是厄运压不垮这个女强人，晚年的史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继续践行着男女平等，她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上，尤其关注民盟的发展，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1979年10月，在民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举史良担任主席。1983年12月，民盟五届一中全会召开，大会选举史良继任主席。
史良一生为民服务，争取男女平等，自己却淡泊名利。新中国成立后，她把自己的一切都陆续地捐献给了国家，包括她在1948年办理的一件大遗产案中获得的全部报酬——上海十余幢房屋，其中建有60余间房屋的一栋三层楼专门捐献给民盟上海市委会作为办公使用。
1985年9月6日，史良逝世，享年85岁，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史良没有亲生子女，抱养了弟弟史公载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其侄辈提出，希望继承史良生前佩戴过的部分首饰以作留念，但是经过鉴定，她所有首饰的价值总计不到3000元。
邓颖超曾这样评价：史良以自己的形象树立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范例，无愧为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光荣的爱国民主战士、中国杰出的女革命家。
（原题为《追忆民盟先贤史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