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全方位开放的形势下，提升口岸公共卫生安全水平，在守住国门的前提下，对促进贸易便利化自由化尤为关键。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非传统安全逐步成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形式，比如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口岸公共卫生安全等。当前，我国面临较为复杂的安全形势，尤其在全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情况下，呈现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并存的特征。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成为维护口岸公共卫生安全、社会安全稳定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提高口岸通关效率的基础上，口岸公共卫生安全对我国营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至关重要。
目前，全球已发现人类传染病1000余种，其中我国涉及360余种。国际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UCN）公布的100种破坏力最强的外来入侵物种中，约有一半入侵我国，每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200亿元。以2018年为例，全国海关年开展出入境体温监测6.5亿人次，累计检出各类传染病超过1.5万例，开展传染病监测体检104.9万人次，检出传染病超过1.2万例。除了流感外，还检出了寨卡、登革热、疟疾、艾滋病等传染病。全国口岸截获输入性病媒生物1.1万次，共222.6万只，检出病原体阳性420例；截获植物有害生物4583种、68.5万种次，其中检疫性有害生物335种、7.1万次。
鉴于人类传染病、动植物疫情来源国家和地区不一、种类繁多，且风险点多、数据源多、信息量大，传统安全监管模式已无法在保障通关效率前提下，达到严格防控的要求。与国际先进的口岸公共卫生安全监管相比，我国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是监管理念相对落后。从世行2020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可以发现我国口岸便利化指标仍处于国际中游水平，其中涉及传染病和疫情的高效防控。鉴于营商环境对通关效率的要求日益提高，传统监管手段已不适用快速便利通关的需求。目前，我国采用抽查模式，存在较高的漏检风险，难以全覆盖、全过程精准监测人员和动植物。
二是防控体系相对滞后。我国传染病和疫情监测工作以重点监测对象目录为主线，尚未建立起协同的运行机制和高效的报告制度，智能化监管系统有待全面推广。监管体系缺乏顶层设计、整体规划，系统性监测预测、深层次分析挖掘能力不足，存在较高的监管风险。
三是监测手段相对传统。我国传染病和疫情监测仍以人工收集信息为主，相关人员通过即时更新浏览，结合统计软件，监测国内外特定的专业网站，例如世界卫生组织（WHO）、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US-CDC）、欧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EU-CDC）等，工作繁重、效率低，无法快速定位高风险人员和动植物。
为了快速精准地掌握跨境口岸公共卫生安全情况，实时发现可能的传染病和疫情，创新“风险+技术”的智能化监管模式，尽快构建全方位、多主体监管体系，着力提升我国口岸公共卫生安全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提出建议：
第一，运用管风险监管理念，实现深层次安全治理。一是实时获取并精准定位国际组织、国家组织发布的以及未被关注的、新发的人类传染病和动植物疫情，实施大范围、多语种的信息获取与预测，掌握其发生及扩散情况，降低口岸公共卫生安全风险。二是相关部门及时布控，监督检查重点人员和动植物，实现疑似风险的快速发现，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实现从管人管货到管风险的口岸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理念转变，从整体上提升我国对人类传染病、动植物疫情的防控水平。
第二，构建跨部门监管体系，实现多主体安全共治。一是协同海关、市场管理、农业、卫生等监管主体，公众、媒体、检测机构等监督主体，国外相关政府部门等来源地管理主体，建立跨领域协同机制，多渠道防范人类传染病、动植物疫情安全风险。二是依托最新技术手段，推动基于多主体共治的智慧监管，构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媒体、公众等多方参与的口岸公共卫生安全监管体系及平台，降低监管部门压力，减少企业经营风险，推动多主体、多环节的监管协同。
第三，创新智能化监管模式，实现全过程安全监测。一是基于标准、法规、专家知识及历史数据，打造大数据智能平台，实现自动风险分析、风险警示、热点跟踪和统计分析，快速精准地发现全球传染病和疫情。二是建立人类传染病、动植物疫情智能监测系统，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展监测，重点关注热点动态，挖掘有价值的信息，自动生成每日报告、每周报告，形成全程闭环智能监测的长效机制，为相关部门提供及时准确的参考依据，提升相关部门的决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