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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霍乱“杠上”后,上海曾这样与它战斗
孙建伟/解放日报  
2020-02-21 08:05 字号
上海海港检疫所吴淞分所 图自解放日报
有研究者统计,从1861年到1946年的85年里,上海只有20年未发生霍乱。1962年,“副霍乱”又传入上海,经不懈斗争后终于将其控制。
在和霍乱“杠上”的百余年里,从落败、平手到控制,疫情考验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医疗救护体系,需要的是医者仁心、政府共心、社会同心。
1862年,驻扎上海县城郊的外国兵营发生霍乱,迅速蔓延。当年夏季,日本向中国派出使团,乘着“千岁丸”号前来考察近代东亚社会转型枢纽上海,一行人中很快就有人“中招”。
到次年7月,仅仅三周内,上海每日霍乱病死数从700人增至1200人。后来人们才知道,这种源自肠道细菌烈性感染的疾病叫霍乱。不少上海外侨也染了病,一位知名人物——英籍江海关总税务司德都德宣告感染不治。
霍乱曾在欧洲大规模流行,夺走近百万人的生命。霍乱的蔓延与被污染的水体以及糟糕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尤其是在居住拥挤、卫生条件差的城市环境中传播更为迅速。有研究者统计,从1861年到1946年的85年里,上海只有20年未发生霍乱,霍乱似乎跟上海杠上了。
倒逼近代中国公共卫生防治体系迈出第一步
19世纪,世界性霍乱和印度霍乱大流行均波及上海,又由上海沿交通路线一路扩散,直至北平、直隶、山东、东三省等地。1873年初,南洋诸国再度流行霍乱,上海港受到威胁。8月,江海关医官亚历山大·詹姆逊首次对来沪船舶开展检验,西方轮船检疫制度就此传入。随后,中国各对外港口相继效仿实施江海关海港检疫制度。翌年,江海关制定《上海口各国洋船从有传染病症海口来沪章程》,规定“倘船上有许多传染病例,卫生官员可令船舶航行到吴淞口红色浮标之外”。
1904年3月,沪上名士沈敦和等发起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后又下设两家时疫医院,1932年7月,收治霍乱患者百余人,防疫注射三百余人,其中一家时疫医院就诊人数高达六千余人。
1905年和1911年,上海分别在张华浜和三汊港专设防疫医院。1912年在吴淞建立检疫处,监测霍乱、天花、伤寒等传染病,并对出入境人员接种预防天花、霍乱等疫苗。近代中国公共卫生防治体系从此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1919年,霍乱又在上海疯狂肆虐。绅商朱葆三携手沈仲礼、窦耀庭等于该年7月发起成立上海时疫医院。值得一书的是,该医院属慈善性质,夏秋之际专治霍乱、痢疾等,传染病流行期间一律免去医疗费用。即使疫情解除,病人如实属赤贫,仍予免除,重病者可免费住院。医院没有政府拨款,经费原则上由董事、院长共担,如无法承受,则向社会各界募捐。事实上,时疫医院大多负债经营,但医者为苍生之命,尽自身使命。更可敬的是,全面抗战八年,即便在日寇铁蹄之下,仍一以贯之。
率先成立全国首家海港检疫管理处和上海海港检疫所
1930年7月1日,上海率先成立全国首家海港检疫管理处和上海海港检疫所。首位华裔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中国检疫、防疫和公共卫生事业先驱伍连德处长、所长一肩挑,接管了外国人帮办几十年的中国海港检疫机构,中国人自主检疫终得以实现。同年又设立上海霍乱防疫事务所。在伍连德的主持下,中国和国际联盟卫生组织保持密切联系,互通疫情,协调各方开展霍乱防治,签署了1926年通过的《国际卫生公约》,又以此为基础制定了《海港检疫章程》,采用了当时国际检疫最先进的防疫模式。
两年后,伍连德就遭遇了一场硬仗。霍乱再于上海发生,随后蔓延全国,疫情罕见严重。主持“抗霍”的伍连德要求当局解决30万苏州河沿岸居民的清洁饮水问题。上海市随即紧急铺设6条自来水管道,为疫区提供清洁饮水,并动用水车送水。此时上海人口已逾300万,其中4296人染病,霍乱防疫事务所给予78万人接种疫苗,包括27万外侨。同时实行清洁水源措施。经过4个月的不懈努力,上海的霍乱死亡率控制在7.4%,为全国最低。以当时卫生条件之陋弊,堪称佳绩,在世界传染病史上也属空前。正是上海初建的卫生体系,使这座东亚最大的国际城市躲过了厄运。
来沪考察的日本高级医官表示,“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海港检疫工作深为赞美,以后对上海防疫事宜不足顾虑。”1933年,国际联盟卫生组织组长拉希曼博士认为:“中国方面之检疫工作,锐意改进,在过去三年中成绩斐然可观。”同年,东南亚同行专门来沪参观学习。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市卫生行政机构最主要的防疫目标就是“抗霍”。由于夏季属于霍乱的高发季节,人们谈“霍”色变。1934年6月中旬以后,上海天气酷热。在卫生局主持下,南市分诊所、市立时疫医院等同时为13000余市民及十余所中小学学生注射疫苗。防疫宣传和信息发布也及时跟进。这一年预防到位,安然度过。
由卫生局、警察局、红十字会、海港检疫所、医师公会、药业公会、医院联合会及民政机构组成的联合防控行动成员,向市民普及公共卫生防疫及传染病知识,公开演讲、讲座等多管齐下。不仅在市区,乡镇也是开展公共防疫宣传的重点。1934年,高桥卫生事务所医生专门召集区域内茶馆经营者讲解防疫知识。对茶馆的卫生环境、痰盂购置、墙面粉刷、传染病预防图片张贴等一一予以明确。
疫情考验医疗体系更考验全社会
1942年,康悌路(今建国东路)发生6起霍乱,2人死亡。该地段被封锁,严禁地段内居民随意往来。防疫专家说,隔离是最原始也是最有效的流行疫病防控手段,至今亦然。1942年8月,为了防止蔓延,对通行于上海市区中心的公交线路进行防疫管制,面对面孔铁板的检验员,乘客必须出示防疫证才能上车,人人配合,不容通融。
1946年5月中旬,霍乱再次对上海掀起攻击波,短短三周余就发现202起,死亡23人,单日最高达29起。全市医院、卫生所共收治确认霍乱患者435人,其中36人不治身亡。6月15日的《申报》以“霍乱天天增,再创新纪录”的标题报道说,上海9家时疫医院全部宣布“客满”,大门口高悬“本院病房已满,已无空余病床”的牌子。记者走进一家医院大门,就见到一个刚送来的睡在躺椅上的病人,家属围在四周替他揉搓正在抽搐的四肢,一面苦苦哀求医院。该院的走廊、天井都成了临时病房,再也没有空余收纳病人。每天早晨出院约四五十人,不到两个钟头又被填满……医生平均每天工作8小时,看护12小时,汗流浃背。面对凶猛的疫情,当时新上任的卫生局长在就职讲话中强调,当前最大任务为联合社会力量,致力于医疗防疫,并设立防疫奖金,以资鼓励。他还表示“我决不相信虎疫(指霍乱)是不能扑灭的”,以此提振人心。
1949年上海解放,上海卫生防疫掀开新一页。
从是年6月11日起,全市开展以预防霍乱等急性传染病为中心的夏令防疫运动,共接种375万人次。1950年5月10日起,上海又开展夏令防疫运动,接种328万人次。1949年下半年到1961年,上海未发生一起霍乱病例。
1962年,埃尔托(ELTOR)生物型霍乱(俗称副霍乱)传入上海,当年和1963年沿海郊县发病率各为11.7/10万、25.9/10万。上海从1963年起,对水源及传染源(渔、船民为主)开展监测。1964年,疫情得到控制。
1974年至1976年,局部地区流行副霍乱。1979年、1981年发病率分别为25.7/10万、41.8/10万。1980年,上海建立26个埃尔托弧菌霍乱综合监测点。1981年,建立21个公社卫生院和街道医院病源监测点、919个水源监测点,疫情再度控制。1982年,上海将副霍乱监测列入基层卫生防疫站的常规流行病学工作,1990年发病率降至0.2/10万。。
疫情暴发,考验的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医疗救护体系,需要的是医者仁心、政府共心、社会同心。最“硬核”的是防疫医学人才在国家医疗体系中的重要性和全社会对重大疫病的认识。我们在面对每一次疫情时,除了积极精准应对,必须延续有效的制度并立法确认,这才是防疫的“正确姿势”。
(本文参考彭善民著《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冯天瑜著《“千岁丸”上海行》、《上海卫生志》等,原题为《被霍乱“杠上”后,上海曾这样与它战斗》)
责任编辑:陈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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