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是民进创始人和杰出领导人周建人先生诞辰131周年纪念日。
在此分享一篇周建人的女儿周蕖、女婿顾明远去年撰写的纪念文章，和您一起回忆这位可敬的老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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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人（1888-1984），浙江绍兴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浙江省省长，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副主席、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
我们的父亲建老今年诞辰130周年（编者注：本文写于2018年）。他离开我们已经34年了，我们永远怀念他。他离去后除了留给我们几百册图书以外，没有什么物质遗产，但是他精神的遗产却非常丰富。它时刻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
一、自学成才的典范

青年时代的周建人
建老年青时代生活坎坷，早年失去了父亲，读完小学以后就没能继续上学。原本在会稽学堂毕业以后，他准备参加绍兴府学堂的入学考试。但没有想到，在安排家务以后走到学堂门口迟了一步，学堂大门已经紧闭，从此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当时两位哥哥都在日本留学，他也很想走出家门，到外面去求学。但是两位哥哥都劝说他留在家里照顾孤寡的母亲。于是他背负起了家庭的负担。建老晚年和我们谈起这件事，还对没受过系统的中学和大学教育遗憾不已。
据建老回忆，鲁迅认为学习植物最方便，因为到处都有植物。为此，他从日本专门给建老寄去了多本植物学书籍，其中有四本植物学名著：一本是德国斯特拉斯布格等四人合著的《植物学》，这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第一本植物学，是英文译本；另一本是英国人写的《野花时节》精装本，图文并茂，非常精美；第三本是杰克逊编的《植物学辞典》；第四本是《植物的故事》，此外还有一架解剖显微镜。于是建老开始植物学的研究，并自学英语。他在担任绍兴僧立小学校长、师范学校教员的时候，总会带领学生到郊外采集植物标本。
1919年底，鲁迅三兄弟把绍兴老屋卖了，全家搬到北京。建老就在北京大学旁听哲学，并翻译自然科学著作。1921年9月，建老经蔡元培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他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在商务印书馆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编写了中学《植物学》等课本和许多科普教育读物，成为当时有名的生物学家。解放后又与叶笃庄、方宗熙共同翻译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主持编写了新中国最早的生物学教材。
二、鲁迅的亲密战友

1927年摄于上海，前排左起：周建人、许广平、鲁迅。
建老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就认识了早期的共产党人杨贤江、沈雁冰等人。1923年12月经沈雁冰介绍，认识了瞿秋白，并应瞿秋白的邀请到上海大学教书，讲进化论。
1927年鲁迅定居上海后，建老与鲁迅共同战斗，成了鲁迅的亲密战友。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鲁迅一直受到反动派的监视。所以鲁迅的许多来往信件，往往通过建老转达。1931年秋瞿秋白又来到上海，建老把他领到鲁迅那里。他们一见如故，成为知己。瞿秋白为了躲避特务的追捕，有时住在鲁迅家里，有时住在建老家里，时常转移。1935年春天的一天，建老忽然收到一个白色洋信封，寄自“福建长汀监狱”。信中署名林其祥，但笔迹是瞿秋白的。建老知道不好，马上设法通知以食品工厂工作为掩护的杨之华，并与鲁迅商量营救，可惜未能成功。为此他和鲁迅都无比气愤，也更加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人民反革命本质，坚定了他们走革命的道路。
1930年，建老与鲁迅一起参加了济难会、自由运动大同盟以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很多活动。“济难会”全称“赤色济难会”，宗旨是救济贫苦大众。该组织与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受到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围攻与迫害，活动被迫中止。
1932年，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和建老都参加了筹备工作。接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成立，宋庆龄、鲁迅等被选举为执行委员，建老等三人为调查委员。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民党政府迫害进步人士，营救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的自由。
建老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和鲁迅一起，共同为中国文化建设和人民解放事业而战斗。
三、爱国民主运动的战士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不久，建老就失业了。但他仍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孤岛时期的艰难日子里，他和留在上海的文化教育界爱国人士一起，秘密组织“马克思主义读书会”。据建老回忆，参加的有孙冶方、冯宾符、江闻道、赵静、陆缀雯、邵景渊、胡学、吕金录、宋家修等同志，他们一起学习了《反杜林论》《资本论》。但在没有学完时，形势紧张起来，读书会被迫停止了。
那时建老贫病交困，不仅失业在家，而且肺病缠身。他想到解放区去。陈毅同志知道后，派人送来一千元钱，劝他不要去解放区，那里太艰苦，还是在上海养病为宜。
抗日战争的胜利，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建老立即与许杰、许广平等人发表“我们对于处置敌日在华商人的意见”，提出严惩战犯，赔偿文物图籍、财产与土地损失等六项要求。12月，发表“论历史行进的方向”“漫谈一党专政”等文章，呼吁民主，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

1946年6月23日，周建人、许广平、叶圣陶在火车站欢送赴南京呼吁和平的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请愿代表。
同年，根据中共地下党的意见，建老被介绍到开明书店工作，并先后在生活书店、新知识书店担任编辑。在这期间他在《民主》《周报》《新文化》和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多篇纪念鲁迅和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文章，反对国民党卖国、独裁、内战的政策。他和我们谈起，他特别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给外国人的“内河航行权”，认为这是侵犯我国的主权。他还反对“五家联保法”和“警管制”等法西斯政策。据统计，从1945年至1948年的4年中，建老撰写的关于和平民主运动的政治文章，总数在百篇以上。
1945年底，建老与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徐伯昕、赵朴初、陈巳生、梅达君、严景耀、雷洁琼等知名爱国人士，深切认识到与反动派作斗争中有组织起来的必要。于是于1945年12月30日正式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此后建老积极参加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群众运动。

1948年周建人由上海经天津到达李家庄。
1948年秋，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建老携家人悄然离开上海，乘船北上到达天津，辗转到达河北平山县李家庄。
四、热爱人民、清正廉洁的公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老先后被任命为出版总署副署长、高教部副部长，1958年被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为省长，1964年被第三届全国人大选举为副委员长，后来又当选了民进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他身居高位，但一直坚守人民公仆的本色，勤奋工作、清正廉洁、不断学习。五六十年代他请西泠印社刻了“学然后知不足”“兼听则明”“独立思考”“明辨是非”等印章，表明了他的心境。
他工作认真，重视科学方法，任高教部副部长时负责农林卫生方面工作，中国农业大学的校址就是他选定的。他认为农业大学既不能离开农村，又不能脱离城市。农业大学学生要实习，不能没有试验田；但要研究科学种田，又必须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实验设备，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世界农业发展的信息，因此不能脱离现代化城市。经过周密调查，他选定了北京西北郊现在的校址。当然，这里现在已变成城区了，当时却是离城几十公里的郊区农村。
1958年，他到浙江工作，我们见面少了。但他来京开会，都要和我们谈到在浙江的工作。他特别关心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看到许多农民饥饿逃荒，心里非常痛苦。他本身是知识分子，十分关心知识分子的工作，结交了许多朋友。他告诉我们，浙江大学的陈建功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他在日本留学时的老师都以有陈建功这样的学生而自豪；他很赞赏女作家陈学昭，说她是很有天赋的作者；他还告诉我们，京剧演员盖叫天别树一帜，他的拿手好戏“武松打虎”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让人百看不厌。
他身处高位，却时时以一个普通百姓的身份看待自己。他当省长以后，每次来京开会都是坐在普通客车里，和群众在一起。他很少到疗养胜地去休养。他总是对我们讲：“现在国家经济不发达，人民生活还有困难，我不能安心花国家的钱去休养。”在我们的记忆中，他只有两次短暂地到休养地住了几天。一次是1957年到北戴河，本来要住两个星期，但因为要访问尼泊尔，住了几天就提前回来了。另一次是60年代末的一个暑天，因杭州太热，到附近莫干山住了几天。三年困难时期，他已年逾古稀，中央为照顾他的身体，劝他到青岛或大连去休养，他都拒绝了。
他对群众十分关心。70年代初，他回到北京工作，先住北太平庄4号，后住护国寺23号。23号住所墙上原本有铁丝网，他搬进去以后就让人把它拆除了。他还经常让秘书到邻居家里听取意见。有一次，邻居反映烧暖气的锅炉鼓风机声太大，影响休息。他就立即让人把鼓风机移到里面，靠近自己的卧室。这个消息被北京消声器厂的几位青年知道了，写信给他，要为他装一个消声器。建老知道后很感动，立即写了一封长信去感谢他们，并说问题已经解决，消声器已不需要，同时热情洋溢地对青年人寄予希望。他在信中说：“鲁迅几十年前就说过：‘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虽然也有人说这是进化论思想，但我还是相信这句话是正确的。……青年要胜于老人，否则，社会就不会前进。……希望青年们能像达尔文从事科学那样，富有探究真理的精神能力和精神状态，这样，不管各人的能力大小，总会做出造福于人类的成绩来。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青年前途是光明的，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封信被发表在1981年11月30日的《北京晚报》上，在青年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他喜欢和青年谈天说地。他曾给《中国青年》写过多篇文章，指导青年学习，讲鲁迅的故事。有一次他和我们谈到如何正确处理博与专的问题。他说，博与专是辩证的，有了广博的知识，才能在某一个方面钻下去，达到专精。对某一个学科钻研得精深了，就觉得需要与其他学科相联系，又需要学习更广博的知识。他还讲到外行与内行的辩证关系。1972年的一天，北师大二附中师生请他去座谈，他就说，老师一定要做教育的行家，毛主席曾经说过，总是外行领导内行。那是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样样都懂得，他只能懂一个学科、一个行业，因此当领导的不可能样样都懂得。但是完全不懂行，没有知识、没有学术总是干不了事情的。他批评了当时的“读书无用论”，希望老师要成为教育行家，学生要努力学习。
五、学而不厌、精益求精的楷模
建老晚年因眼底出血，几近失明，不能读书。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他的内心是极为痛苦的。他托张维教授到德国买回高倍放大镜，吃力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书、写文章。往往两行字写得重叠起来，我们再帮他辨认。
他读书十分严谨，一丝不苟，而且独立思考。他曾经想重新翻译《共产党宣言》，买来英文版、德文版，细细对照。视力还好的时候已经开始，因此有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上写满密密麻麻的注释。这本手稿，我们送给了民进中央保存。他读其他经典著作时也总要与原文对照起来，有时会发现翻译得不准确。例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序言中批判形形色色的“创造体系”时，有这么一句话：“近来在德国，天体演化学、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建老认为，“雨后春笋”翻译不准确，不符合原意。原意是“如菌类一样繁殖起来”。“雨后春笋”是褒义词，有欣欣向荣的意思。但恩格斯的原意是这些“创造体系”泛滥于一时，是很快就会消失的。1981年《物种起源》重新印刷时，他给《北京晚报》写了一篇短文，说：“我译的一部分一定会有许多不妥之处，希望读者予以指正，并希望以后会有更好的译本。”
他喜爱读书，喜爱学术。我们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许多他用透明纸描绘下来的植物标本，他一定是想再写一本植物学的书。他常常跟我们谈起，希望到大学去工作，最好当个图书馆馆长，能够天天接触到书籍。
六、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先驱
建老是一位科普作家，写过许多科学小品，有的已选入小学课本。科普作品既要有科学性，又要有艺术性、可读性。有时要纠正一些流行的不正确的说法。例如，民间传说老虎的本领是猫教出来的，但猫留了一手，没有教它爬树，所以老虎不会爬树。建老根据许多科学资料说明，老虎其实是会爬树的，不过轻易不爬就是了，于是写了《泛谈老虎》一文。
科学需要独立思考，不能盲从。例如关于语言和思想的问题，斯大林说过，语言是思想的外壳，思想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建老认为这个判断不科学，他用确凿的事实，说明思想先于语言，并于91岁高龄时写了《思想科学初探》，发表在1979年6月13日的《光明日报》上。学术界认为这是我国第一篇提到思想先于语言的理论文章，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他反对迷信，多次给我们讲“河伯娶妇”的故事。他在改革开放以后写了许多小品，宣传科学，如《迷信由来初探》《计划生育与传宗接代》等。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上出现一股特异功能风，说什么耳朵识字，意念驱动物体，等等。建老特别反感，认为这是伪科学。
要破除迷信，就要学科学。他认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人们的思想观念要改变，思想要革命，克服落后的、旧的思想观念。这可以说是他继承了鲁迅的国民性改造革新的思想。我国传统文化是十分优秀的，但封建统治时间太长，许多封建旧思想残留在人们的头脑中，需要革新，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改变思想观念要靠科学。他呼吁人人要学科学、爱科学。他生前最后一次给一个小学的题词就是“从小学科学、爱科学”。学科学要靠教育。
他在《略谈智慧》一文中写道：“教育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它关系到全民族的文化水平的问题，也关系到能不能充分发掘中华民族的智慧问题，关系到今后我国民族的质量问题。”1983年发生了一起重庆市长寿县云台中心校女教师被殴打、侮辱的事件。他知道后十分气愤，立即给《光明日报》写信，要求严肃处理歹徒，呼吁全社会尊重教师的劳动，关注教师的权益和人身不受侵犯。

1983年5月15日，《光明日报》头版全文刊登了周建人给该报总编辑的信，呼吁全社会尊重教师合法权益、维护宪法尊严。
建老是一位从不迷信的革命家。他把一生奉献给了科学和科学教育，奉献给了人民。他临终时嘱咐我们，丧事从简，不搞遗体告别，遗体送医学院为学生学解剖学时用，最后骨灰撒到大海中。

周建人手书毛泽东语录。
建老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他喜好书法，20世纪60年代视力好的时候，书法两个册页，一册书录了毛主席重要语录，此册现存民进中央；另一册书录了毛泽东诗词，此册现存绍兴鲁迅纪念馆。记得他生前写的最后一幅字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发表在1984年4月4日《人民政协报》上。
建老的精神永垂不朽，他的精神遗产，我们将永远继承和发扬！
（原题为《爱国民主运动战士周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