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日前揭晓，王文娟、何占豪、陈少云、周慧珺、黄宗英荣膺终身成就奖。对于此次获奖，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以下简称《梁祝》）曲作者之一何占豪先生对笔者说，他感谢大家对其作品的热爱和喜欢；感谢党的英明领导，感谢上海音乐学院对自己的培养；感谢同学间的亲密帮助，特别是丁芷诺、陈钢同学的合作。
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位以“民族音乐现代化”为目标的奋斗者走过的音乐之路和孜孜的追求。
《梁祝》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何占豪按捺不住欣喜，高兴地说：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问世已半个多世纪，我没有想到这首乐曲竟会有这么多人喜欢，现在已成为国际乐坛上中国音乐作品的代表作之一。我和陈钢、俞丽拿三位当年凭着参与《梁祝》创作和演奏而成名的小青年，也被人们看作是对国家做出贡献的“名人”。几十年来，记者频频采访，媒体年年曝光，因为《梁祝》的成功，我们三个人被越抬越高，可是我心里总觉得不自在。因为我一直认为（说到这里，何占豪打开了电脑，显示出他的题词）：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是我国戏曲界、音乐界几代人的劳动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继承和发展民族音乐文化，是我们的职责。我们不应该过分炫耀个人所起的作用，否则将会受到前辈们无声的指责，也会给后辈们留下笑柄。
的确，何占豪多次在各种场合说过，《梁祝》的音乐不是我们一两个人创造的，有很多出自越剧演员。
他说，《梁祝》的故事来自民间传说，上世纪五十年代被创编为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他当时是浙江越剧团一名小提琴兼扬琴的乐队演奏员，对其音乐当然熟知。1957年，他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小提琴专业进修班，与丁芷诺、俞丽拿等成了同学。他们当时学的大部分是巴赫、莫扎特作品，但下厂下乡劳动为工农大众演出时，却发现农民兄弟们要听的却是越剧、沪剧，这使他们这些学小提琴的学生很“伤心”。
回校后他们一直在想：西洋乐器小提琴怎样才能被中国民众接受和喜欢？在系领导的建议下，1958年8月，何占豪与丁芷诺、俞丽拿、沈西蒂、张欣、朱英等六位同学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期间写了弦乐四重奏《梁祝》，这首“小《梁祝》”可以说是后来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源头。不久学院筹备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曲目。有人提出写“大炼钢铁”“女民兵”等现代题材。何占豪提出用越剧音乐作素材写一首大型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之所以有这个想法是源于那首“小《梁祝》”。于是他们将三个题材提送领导选择。孟波书记冒着风险在《梁祝》上画了勾。因为当时正处“大跃进”的政治气候中，在这样的环境下作出这样的决定，显示了他的魄力和领导水准。
《梁祝》主旋律是“偷”来的
说到《梁祝》主旋律，何占豪竟然说是“偷”来的。当然这是句笑话，但他说，《梁祝》爱情主题创作的灵感就来自于越剧尹派唱腔中的一句表达爱情的吟腔。原来越剧表演艺术家尹桂芳的尹派越剧《红楼梦》中贾宝玉见林黛玉时，唱前有一句“妹妹呀”，是越剧观众最痴迷的有代表性的尹派吟腔，每次引来观众阵阵掌声。
他当时就想，老百姓为什么如此喜欢？原来这虽然是一个起调的腔，却是感情宣泄的表达。音乐从哪里来，从感情中来，那叫情之所至，音之所在。
《梁祝》爱情主题第一句开始，就用这句吟腔的音调。虽然整个乐段采用了江南小调典型的“起、承、转、合”四句体结构，但在每个乐句中仍然用了越剧“尺调”唱腔中一些深情的曲调，使整个主题既有江南风格又有越剧味。
为此，上世纪八十年代，当芳华越剧团邀他为越剧《何文秀》和《沙漠王子》创作越剧音乐，何占豪第一次见到尹桂芳老师时，就用九十度鞠躬致以敬意和感谢，并告诉她说：我们的《梁祝》主题是从您这里“偷”来的。此外，我们还在京剧、绍剧、苏昆剧中吸取了大量营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梁祝》的音乐素材是前辈戏曲演员与乐师们创造的。
美丽的《梁祝》，成功的合作
不用说，协奏曲《梁祝》是部大作品。说到和陈钢的合作，何占豪特别指出，梁祝是美丽的，合作是成功的，矛盾是短暂的，友谊是永久的。▲2009 《梁祝》五十周年音乐会 左起：何占豪、陈钢、俞丽拿。摄影 | 祖忠人
何占豪记忆犹新：我和陈钢合作，时间是1959年2月到5月。当《梁祝》协奏曲的题材确定后，我曾经产生过畏难情绪，觉得自己是个业余作者，不敢接受这么重大的任务。是系党支部书记刘品先生对症下药地做了我的思想工作。他认为，我有条件为小提琴民族化作出更多贡献，但也指出我过分迷信作曲大师们的天才，没有看到自己“满肚子民间音乐”的优势。他说：“你不要以为贝多芬、莫扎特头脑里的音乐是天生的，他们的音乐也是从民间音乐中提炼出来的。”正是这句话，解开了我思想中的疙瘩，使我有勇气投入到《梁祝》协奏曲的创作中去。但刘先生又清醒地意识到，虽然我们这些实验小组的青年学生有志气有抱负，也写出了一些群众喜爱的作品，但终究是业余写作。要创作如此大型的协奏曲，如果没有作曲专业同学的参与以及老师的指导，成功的可能性就较小。于是，刘先生建议我代表实验小组去邀请作曲系的高材生、上音最具权威的作曲家丁善德先生的学生陈钢来参与《梁祝》的写作。这样，一方面可以解决交响音乐中至关重要的构思布局、和声配器等大乐队的写作问题，同时也可以和陈钢一起到丁院长那里去亲自聆听他对《梁祝》创作的指导。我们这一想法得到了党委书记孟波和丁善德副院长的支持。▲孟波（右三，时任上音党委书记）等领导看望该院民族化“实验小组”
我和陈钢以前并不认识，但当我知道他的父亲就是蜚声海内外的作曲家陈歌辛先生时，一下子就感到亲近了。因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陈歌辛到浙江越剧团体验生活时，曾热情地辅导过我，我还用小提琴试奏过一段他写的旋律。所以每次到陈钢家与他合作《梁祝》，见到他妈妈和妹妹都感到非常亲切，我们俩人的合作也超乎寻常的融洽。
我有民间音乐的底子，擅长写旋律，对小提琴的性能比较熟悉；而陈钢对曲式结构、和声配器等作曲专业知识的掌握比较全面，有相当的钢琴演奏基础。根据我们当时各自的特长，很自然地形成了二人合作。
陈钢对乐曲的全局有着统盘的构想，对主题的变化与发展也有丰富的想象。他出了很多主意，如以引子的材料演化为塑造封建社会的沉郁的主题，继而发展为乐曲的总高潮。又如用第二小快板主题以改变节奏重音的办法，发展成抗婚的音调等等。
我们合作得很愉快，由于这种各自擅长的互补，写作进展也很快。《梁祝》在结构布局上形成两种叫法：以奏鸣曲式来称谓，叫它主部、副部、结束部、展开部、再现部等；以乐曲内容来称呼，也可称它为“草桥结拜”“三载同窗”“长亭惜别”“英台抗婚”“化蝶”等。
对西方的曲式，我们吸收了它规律性的合理部分，没有把它当作条条框框来束缚自己。所以，我们的作品已经不是典型的西方奏鸣曲式了，已经打上了“中国特色”的烙印。▲著名作曲家何占豪、陈钢，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俞丽拿代表60年前《梁祝》首演创作及演出团队上台，领取了由上海之春组委会特别颁发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首演60周年特别荣誉奖”。  摄影 | 蔡晴
不能忘却的几位专家领导
在《梁祝》创作过程中，何占豪特别提及几位专家领导的重要作用：
一位是时任上音管弦系长笛教师并兼任系党支部书记刘品同志，对《梁祝》协奏曲诞生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当我们这些年轻同学在农村艺术实践的过程中，深感学非所用而苦恼时，是刘品先生首先提出“小提琴必须民族化”的设想。顿时使我们这些拉琴的年轻人感觉有了方向。当他发现我在小提琴上演奏《二泉映月》很有民族风格，而又用越剧音调写弦乐四重奏《梁祝》，觉得我可以作为“小提琴民族化”的骨干力量，建议我把有志于“小提琴民族化”事业的同学团结在一起，成立 “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虽然我是实验小组的组长，实际上，小组的工作计划、理论探讨等活动，都是在刘品同志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
一位是上音的丁善德副院长。《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标题就是他定的。丁先生说，外国有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们有梁山伯与祝英台，不是很好吗？为了令协奏曲更有民族风格，我和陈钢商量后想在配器中加一组琵琶。丁先生立刻指出，如果外国人想演《梁祝》，他们不会弹琵琶怎么办？接着又说，音乐民族化不是简单化，不是加些民族乐器就算民族化了；要在音乐上下功夫。▲何占豪、陈钢和丁善德副院长
即使在那个年代，丁先生就想到，创造民族的音乐不仅要使中国人喜欢，还要面向全世界，让更多的人来演奏中国的交响音乐作品。
还有一位是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的作曲家孟波，他不仅有远见地为实验小组选择了《梁祝》这个小提琴民族化的题材，而且在审听初稿时，对“无知”的我们，提出了一条关系作品成败的意见。初稿中，《梁祝》没有“化蝶”。当他问及“为什么省去化蝶”时，我回答说，新中国青年不应该相信迷信，人死后不可能化成蝴蝶。孟波副院长一听笑了，他语重心长地解释说，不能这么看问题，艺术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是人们对美好的向往，不能把它与迷信等同起来。孟波继续引导，你们不但要把“化蝶”写好，而且要写得更美。如果没有他这番谆谆指导，也许今天的《梁祝》就没有那么美了。
难忘《梁祝》的首演
1959年5月27日，《梁祝》作为上海音乐学院参加上海市音乐舞蹈会演的节目，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正式首演。▲《梁祝》1959年首演于兰心大戏院
何占豪回忆道：其实，5月4日，我们在上音大礼堂先有过一次“内部演出”，由我小提琴独奏，陈钢钢琴伴奏。而正式首演那天，是俞丽拿小提琴独奏，樊承武（指挥系同学）指挥，上音管弦系学生管弦乐队协奏。丁芷诺任乐队首席；我坐在丁芷诺后面参加乐队演奏。
当乐队奏完全曲最后一个音，场内居然鸦雀无声，过了好一阵子，才响起了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也许听众沉浸在音乐中出不来了。演员、指挥鞠躬谢幕，掌声不停；我从乐队中站起来，陈钢从观众席中走上台表示感谢，掌声还是不停；指挥破例地把乐曲的后半部分再重奏了一次，才满足了听众的要求。也许是成功了，听众、领导和前辈艺术家们都非常激动，纷纷向我们祝贺。
自此，《梁祝》奏响全国，传遍世界。国人称它是“中国人自己的交响乐”。这部长达26分钟的协奏曲，其唱片的发行量已突破百万大关。在2000年香港电台举办的一次民意调查中，《梁祝》与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古典乐坛上家喻户晓的伟大作曲家的作品一起，被评为“千年最受听众欢迎的十部经典音乐作品”。这不仅是对《梁祝》的肯定，也是对中国民族化交响音乐创世纪意义的礼赞。
《梁祝》的盛名淹没了其他作品
“《梁祝》创作给你带来无限光辉，对你后来有什么影响？”
何占豪听了这个问题，笑道：这是你们媒体爱问的一句话。有一年，一位香港记者也问及这个问题。我反问他，徐小凤唱红的《相见时难别亦难》，是谁写曲的？他不知。我说，这也是我写的。其实在写完《梁祝》后，我还写有不少作品，有民族的也有通俗的，但好像都被淹没了。
其实，何占豪作曲的路子比较广。既写西洋交响乐，也写民族器乐，还有戏曲、流行歌曲他都写。他创作的特点，突出一个“情”字。他认为他的作品分两类：一类是爱国情，一类是儿女情。
“外来形式民族化，民族音乐现代化”，是何占豪创作上的一个座右铭。前二十年主要是以“外来形式民族化”为主，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他把“民族音乐现代化”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何占豪作品集诚如何占豪教授所言，继《梁祝》之后，他又创作了《烈士日记》《决不忘记过去》《龙华塔》《别亦难》《草原女民兵》《孔雀东南飞》等一大批音乐作品。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他除了将《梁祝》改编成高胡协奏曲和琵琶协奏曲外，还创作了二胡协奏曲《乱世情》《别亦情》，二胡与乐队《莫愁女幻想曲》以及民族管弦乐《伊犁河畔》《节日赛马》《傣寨风光》，古筝协奏曲《孔雀东南飞》等一大批民族器乐作品。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创作了古筝协奏曲《临安遗恨》《西楚霸王》和古筝独奏曲《茉莉芬芳》《姐妹歌》等，并对传统乐曲《月儿高》《春江花月夜》等进行改编，在民族音乐语言的创新、民族器乐演奏技巧的提高、民乐表现幅度的拓展等诸多方面进行探索。同时，他还为世界乐坛培养和推荐了一大批学习西方古典音乐和中国民族音乐的年轻艺术家。
今天，当第七届“上海文学艺术终身成就奖”授予这位在为“民族音乐现代化”作出卓越贡献的音乐人时，我们不由发出“实至名归”的感叹。他的初心，他的目标，在圆梦中一一实现。作者 | 马信芳
文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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