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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哲文:忆我与梁思成老师十事 (下)
罗哲文/微信公号“中国政协杂志”  
2019-09-13 08:18 字号
【编者按】
本文是由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罗哲文于梁思成先生诞生85周年之际撰写,以为纪念。
长城审图
1948年罗哲文拍摄的八达岭长城

1952年秋,全国开始了古建筑的有计划维修工作,国家设立了古建筑文物维修的专款,准备首先修缮赵州桥、隆兴寺、晋祠、善化寺、光孝寺等项目。这时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郭沫若提出要修缮长城的建议。文物局便把这事作为大事来办,郑振铎局长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让我先作勘查,搞出规划设计来。我对北京居庸关、八达岭进行了初步勘查之后,画出了一个草图,并去清华大学向梁老师请教,请他审定。他当即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并在图纸上签了审定的名字,这张图纸我还保存着。他所提的这些意见,以后一直作为我维修文物的指导性准则。我印象最深的三点是:一、古建筑维修要有古意,要“整旧如旧”,也就是后来我们写入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和文物法的“保持原状”的原则。他特别强调修长城要保存古意,不要全部换成了新砖新石,千万不要用洋灰。有些残的地方,没有危险,不危及游人的安全就不必全部修齐全了,“故垒斜阳”更觉有味儿。二、休息坐位的布置,他说这也是艺术,在长城故垒之下不能搞“排排坐吃果果”的布置,要有点野趣。后来我就照他的意见搞了些略加整理的自然石桌凳,随意安排,不求规则,效果甚好。三、是种树问题,他提出在长城脚下千万不能种高大乔木,以免影响观看长城的雄姿,树太近了高了,对长城的保护也不利。
已经保护的八达岭长城

30多年来,我参加过许多次长城的维修讨论,他这三条意见我都一直坚持,已经成了我自己的指导思想。
牌楼调查
罗哲文拍摄的西四牌楼

有些年轻同志可能还不知道北京城内最繁华的地点东四、西四、东单、西单等地名的来历。原来东四、西四各有四个牌楼,东单、西单各有单牌楼,简化成了东四、西四和东单、西单。前门还有五牌楼,东西长安街也有牌楼,大高殿、历代帝王庙前的大街上、东交民巷、西交民巷等都有牌楼。这些牌楼、牌坊是古老北京重要的街景,有很高的价值。但是自从城墙城楼决定要拆之后,牌楼就成为“进攻”的主要对象了。一场论战围绕着牌楼而展开。主张拆的一方是认为牌楼妨碍交通,必须拆除才能解决。另一方不主张拆的认为一是要保护古建筑和古都风貌,二是可以用街心广场转盘方式来解决。我当时是“敬陪末座”的一名实际工作人员,自始至终参与其事。一是保,一是拆,各陈理由,各抒己见。他们都是我的老师、前辈,或是领导,有郑振铎、张奚若、梁思成、翦伯赞、吴晗、薛子正等人。吴晗当时是副市长,主持讨论,他的主张是拆。此论遭到了这些专家学者们的坚决反对。思成先生据理反驳,并提出了从交通规划上解决矛盾的办法。张奚若、翦伯赞、郑振铎等都力主保护。郑振铎是吴晗同志的老师,也未能把他说服。一连开了好几次会都未得结果,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
罗哲文拍摄的东长安街牌楼

最后,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与文化部文物局共同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北京城区的牌楼,包括一些其他古建筑进行调查。由我代表郑振铎,由闻立鹤代表吴副市长(闻系吴的秘书),参加的人有北京文物组的侯锷、容少祖,文物局文整会的曾权、袁中山等。我们查阅了所有牌楼的历史,拍了许多照片、绘了图,资料甚是丰富,都由闻立鹤保存在市政府。结果,许多牌楼还是没有保住。最后由周总理出面找思成先生做工作。思成先生以文学家的富于诗意的语言,描述了帝王庙牌楼在夕阳渐落西山的景色。看来周总理也已知不能保,但未明言,而以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来回答了思成先生,并作出了保、迁、拆三种处理方法。即在公园、坛庙之内的可以保下来。大街上的除了国子监成贤街的四座外,都迁移或拆除。东四、西四牌楼、东西交民巷、前门五牌楼、大高殿三座牌楼和帝王庙牌楼都拆了。东、西长安街牌楼迁到了陶然亭,“文革”中被拆除。
周恩来与梁思成

保护团城
北海团城

1953年一股要扫掉北京古建筑的极“左”思潮在一些人的思想中泛起。开马路要笔直,开车要无阻拦,大街上表现古老北京街景的牌楼、牌坊已在拆除之列,与紫禁城角楼相媲美的大高殿习礼亭拆走了,西长安街金代庆寿寺双塔拆毁了,眼看轮到团城了。
团城承光殿

思成先生对团城的存废问题,忧心忡忡。我们文物局当时住在团城,又是担任保管之事的,更是日夜不安。郑振铎局长叫我写一篇团城的文章,照片要多,文字不计,发表在“文参”上。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要留下资料吧!我为了保团城之事,几次到都市计划委员会找先生商量。他也是心急如焚,把苏联专家也动员了出来,赞成保护。我曾在团城上,两次接待了他和苏联专家,共同寻求办法。最后思成先生不得不去面见周总理,恳陈意见。周总理亲自两上团城进行实地勘查,决定中南海围墙南移,马路稍一缓弯,把北京这一重要史迹和文物保存了下来,为子孙后代留下了珍贵遗产。决策之明断在总理,而曲直周旋,来回奔走,得以玉全,先生之功不可没也。
避雷安针
明十三陵祾恩殿

我国古建筑多为木构,最怕火焚。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杰阁层楼、巍峨宫殿、离宫别馆由于被火焚烧,顷刻之间化为乌有。
一种是人为的纵火,另一种则是雷电起火,这种例子很多很多。如解放以后,河北遵化清东陵康熙景陵大碑楼失火,易县清西陵光绪崇陵配殿失火等等,不计其数。雷火古往今来都是古建筑、特别是木构建筑的大敌。但是几千年来一直未能采取过防雷措施。近代又增加了电线走火等原因。
1957年7月30日的一个上午,思成先生来到文物局找到郑振铎局长和我,说是明十三陵的楠木殿昨晚被雷击着火,情况如何尚不知道。这一大殿全为楠木,是唯一的大型楠木殿,应立即去看一下,于是我们三人驱车前往,在车上我们心中都十分焦急,忐忑不安,不知究竟烧到什么程度,如果被烧光或烧得倒塌了,那将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极大的损失。因为此殿不仅是楠木结构,而且在建筑历史、艺术、科学三方面都具有重大价值。车子好不容易开到了十三陵,我们远远望见黄琉璃瓦的祾恩殿大屋顶,心中好像一块大石头扑通落了地。楠木大殿只是后槽金柱的柱头顶被雷劈裂一大块,虽然已经烧焦,但未延烧起来。
装有避雷针的古建筑屋顶

在回城的路上,先生和郑振铎局长商量,古建筑要设法安避雷针才行。那天晚上,正好他们两人都要参加周总理召开的会,要我立即写了一个简要的情况,两人当面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立即指示由国务院下通知,全国重要古建筑都要安装避雷针。
临别赠言
梁思成在发言

在十年浩劫中,听说先生受到了各种难以忍受的批斗,但又听说他能理解,处之泰然。只是对一些古物、书刊被毁而伤心。我想他会相信这样的日子长不了,党和人民终会胜利的,所以我很放心。但我不敢去看他,怕增加了他的“罪行”,因为我的罪名也是很多的。
1972年的春节,文化部干校突然开恩让我回京探亲了。后来才知道周总理批准恢复《文物》《考古》两个刊物。经王冶秋同志推荐,国务院已下调令要我到《文物》月刊去工作,干校阻拦不住,才让我探亲的。我回到北京之后,费了很大的劲,才打听到先生已住在北京医院的消息。我找到病房,这时他正输完液,看到我来了,他非常高兴。这时只有林洙同志守在他身边,她见了我高兴得几乎流泪。她说:“他可想念你们了。这几年没有人敢来看他的,你今天怎么敢来了?”我说我的罪名虽多,但都不能成立,帽子虽多都快一风吹了,我不会连累先生的,也不怕连累我。先生此时精神顿然好了起来,问长问短,问东问西,特别是营造学社、清华建筑系和文物考古方面的熟人情况。我像竹筒倒豆子般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参加保护古建筑工作及向周总理写报告保护古观象台以及如何保“黑帮”“黑线”的情况都告诉了他。并向他透露我可能要调回再搞文物工作的事。他更高兴了,说:“文物工作有了你这个‘保’字派,我就放心了。”
临行时,先生对我说:“你如果能很快从干校回来搞文物工作就太好了。文物、古建筑是全民的财富,是全人类的财富,没有阶级性,没有国界的。在社会发生大变化的时候,改朝换代,各种战争,不知破坏了多少文物和古建筑。这次‘扫四旧’也破坏了许多文物和古建筑。在变革中能把重点文物保护下来,‘功莫大焉’。望你多多努力。”
他好像还有好多话要说,但时间已晚了,只好依依而别。我回干校后,果然接到了调回北京的通知。可是当我踏上归途的时候,从广播里传来了为先生举行追悼会的消息,我心中不胜悲痛。我心中默祷:“尊敬的老师,你的临别赠言我当永记,一定为了保护全民族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尽我力所能及的力量。”
(本文选自《文史资料选辑》第113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张奂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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