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是由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罗哲文于梁思成先生诞生85周年之际撰写，以为纪念。
本文图片均来自微信公号“中国政协杂志”
罗哲文（1924～2012），四川宜宾人，中共党员，中国古建筑学家，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原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梁思成（1901-1972），著名建筑教育家和古建筑学家，曾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及北京市城建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梁启超之长子。
忆我与梁思成老师十事
我学艺于梁思成老师，我从他那里不仅学到了古建筑方面的知识，也学到了其他方面的学问。我从清华大学营建系调到文化部文物局以后，30多年中，一直得到他的指导与帮助。在他诞生85周年之际，怀念之情涌上心头。特选了其中的十件事简记成文，以为纪念。
启蒙学艺

中国营造学社旧址
1940年，我国唯一研究古建筑的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因日寇入侵，从北平辗转迁移到了我的家乡四川宜宾附近的南溪县李庄镇，并登报招考练习生。我幸运地被录取了，从此就与古建筑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先是受教于刘敦桢老师，替他整理抄写西南古建筑调查报告的文章，并绘一些插图。不久，思成老师见我绘图的技术有培养前途，便商得敦桢师的同意，把我调到他那一组来学习与工作（当时中国营造学社分为法式与文献两组，思成师主任法式，敦桢师主任文献）。

梁思成(后)与莫宗江在李庄营造学社绘图室
我至今难忘的是思成师那种对学艺青年耐心细致传艺的精神。他从绘图板、丁字尺、三角板和绘图仪器的使用方法到削铅笔、擦橡皮等小技都一一地手把手教给，并着重谈了线条的艺术性问题。他说：“你别看画图都是由一条条粗细不同的线条所组成的，但是把线条组织起来就是艺术，特别是建筑图纸，比工程和机械图纸要求的艺术性更高。不仅是花纹图样、装饰艺术的图纸有艺术性，就是结构图纸也有艺术性，比如用不同粗细的线条来表示斗拱、屋檐的层次，表示断面和轮廓等等。就是线条的交结也有艺术，要恰到好处。”他连鸭嘴笔和圆规的用法，蘸墨、拭墨的方法都作了详细的示范。他还特意安排了刘致平、莫宗江两位先生对我进行指导。
有一次我得了病，发高烧。其时学社因躲避日寇飞机的轰炸，搬到了乡间。那里没有医生和医疗条件，他就特地跑到镇上请了同济大学医院有名的唐大夫前来为我看病，亲自给我端水吃药。在旧社会师傅对待徒弟有这样的盛情，是极为珍贵的。
出版“汇刊”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书影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是我们这一学术团体的机关刊物，也是发表学社同仁研究成果的主要阵地，曾经在北平出版过六卷，每卷四期，发表了许多重要的古建筑调查报告与论文，从内容和印刷质量来说，都是一流的刊物，深受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但是自学社南迁后，流离辗转，由长沙而昆明才住不久又迁四川，印刷、纸张、装订、出版极为困难，尤其是在李庄乡下就更加困难了。但思成先生深知，一个学术刊物是这一学术机关的生命线，如果一个学术机关、学术团体没有自己的学术刊物，它也就难以存在了。为此，他想尽了一切办法要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恢复这一刊物。在他的倡导下，学社的同仁也都积极响应，一起动手，同心协力。《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终于问世了。我们是用药纸、药水手写石印，不仅有文字，还有平、立、剖的墨线图。照片也是用描绘的方法予以石印的。从设计版式、抄写文字、描绘线图和照片，到石印、折页、装订成书，完全都是学社同仁一手完成的。思成先生的《五台山佛光寺详细调查报告》文字和图大都是我抄写和描绘的。在工作的过程中，梁老师又给了我许多的教导。当书的封面包装完成的时候，梁先生的欢喜心情至今犹在眼前。
重庆描图

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日本奈良法隆寺
1985年，我和郑孝燮同志应日本奈良县的邀请，参加由上田繁洁知事主持的在城市建设中如何保护好文物古迹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们在日本大阪一下飞机，接待我们的日本朋友奈良县原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学术部主任菅谷文则先生就很热情地询问我：“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军反攻日本进行轰炸时，东京、大阪等等城市都遭惨重的轰炸，惟独保存古建筑文物最多的古都奈良和京都幸免于难。据前年访问日本的中国北京大学教授考古系主任宿白先生说，是梁思成先生建议的结果。不知您是否能证实这件事？”
他这一问，我就想起了1944年的一个夏天。那天思成老师要我和他一起去重庆，帮他做一些工作。到了重庆，我们住在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的一座小楼里，专门给了我一个单独的房间。先生每天拿了一捆晒蓝图纸来，让我按他用铅笔绘出的符号，用圆规和三角板以绘图墨水正规描绘。我虽然没有详细研究内容，但大体知道是日本占领区的图，标的是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还有一些不是中国的地图，我没有详细去区分，但是日本有两处我是知道的，就是京都和奈良。因为我一进营造学社的时候，刘敦桢先生写的奈良法隆寺、玉虫橱子的文章我就读过了，而且日本也正在和我们打仗，为什么要画在日本地图上呢？我没有多问，因为我觉得是不宜多知道的。
那次去重庆是我平生首次进大城市。有两件事是从未领略过的，一是我初次与电话打交道，开始真把耳机拿反了；二是先生请我去吃冰淇凌，大夏天吃冰冷食品还是第一次，印象很深。结合宿白同志所说的，我才真正把这件事肯定下来。先生确实做了一件保护人类共同文化财富的大事。
同时郑孝燮同志还提供了一个旁证。1951年的一天，梁先生突然把他叫住说：“孝燮，告诉你一件不好的消息。日本法隆寺战争未毁，却被火烧了，真可惜。”这时他几乎流下泪来了。

1906年，梁思成（左一）与父亲梁启超、姐、弟合影于日本东京
1985年的访问中，日本现在建筑史的老一辈著名学者、京都文化财研究中心理事长——80余高龄的福山敏男也发表意见：认为梁思成先生不仅对中国古建筑有精深的研究，而且对日本古建筑也甚是精通。他出生在日本，早年生活在日本多年，对日本的情况甚是熟悉。他提出要保护奈良和京都两个古都的建议是完全可能的。
回北京后，我立即打电话询问了宿白同志，他说他确是于1947年梁先生在北大的一次讲话中听他说过，曾经建议不要轰炸京都与奈良。
古建简目

罗哲文收藏的《全国建筑文物简目》
1948年冬，梁思成先生毅然拒绝了国民党派飞机接往台湾的邀请，在清华大学等待解放军的到来。不久，清华大学解放了，他以愉快的心情积极学习、工作，如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建筑教育、国徽设计等等。他还发动许多建筑系师生一起参加。这里仅记述有关古建筑文物的保护问题。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党中央深知梁思成先生是对古建筑文物素有研究的专家，对全国古建筑的情况最为熟悉，为了在解放战争中保护好祖国文化遗产，特地派人到清华大学来请梁先生提意见、想办法。他慨然应允了，并组织了建筑系的部分教师，一起动手，以飞快的速度，编出了一本长达百页的《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从翻书查资料到刻钢版、折纸页、装订、包裱封面，如出学社第七卷汇刊那样，自力更生用手工劳动完成，一共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我还担任了全书的钢版蜡纸刻印工作。封面设计和书中版式的排列是在梁先生的指导下，朱畅中同志（现清华大学教授）的手笔。
这一简目编者的名义为中国建筑研究所。其原因是抗战胜利以后，营造学社的工作人员都在思成先生的带领下，全部来到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为了继续古建筑的调查研究，特设立了一个中国建筑研究所，以保证此一工作不致中断。遗憾的是由于解放前的条件日益困难，经费缺乏，教学任务的加重，古建筑的调查研究，没有进行，营造学社也就等于名存实亡了。这本《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也就成了中国营造学社的一份珍贵纪念和向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一份献礼。
这份简目虽然极为简要，但是它却饱含着这一学术团体多年的成果。把它发到解放军中之后，不仅在解放战争时期起到了保护古建文物的重大作用，而且在解放初期开展古建文物调查、保护、研究工作上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它已经成了新中国文物保护史上的一个早期重要历史文献。
新都方案

梁思成绘制的北京城墙公园草图
北平解放以后，先生除了建筑教学，古建保护之外，还致力于都市规划的工作。他有一个设想，想把北京这一座世界罕有的古城全部保护下来。这在《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一书中已有了反映。他设想出了一个在西郊建“新北京”的方案，并多次向中央领导提出。1950年我被调到文物局前，我曾给他画过新北京的简图，抄写过报告。先生曾对我说，北京城是一个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保存下来的实物杰作。如果将包括城墙、城门、街巷、牌楼、宫殿、王府、坛庙、寺观、园林等完整地保护下来，这将是一个世界的奇迹。但是这一任务很困难，如果在城内建设，新旧两者必相矛盾，古建筑就必然要受到破坏，因此，必须把新的建设建在城外，这样才能两全其美。他特地为城墙提出过保存、利用把它建成环城公园的方案，并且详细计算了拆除城墙的巨大费用的账，发表在当时的《新观察》杂志上。遗憾的是他的这一意见未能被采纳，反而招致了一些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