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协商委员会主席陈毅

1949年12月11日，市一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鼓掌通过协商委员会委员名单（资料照片）
上海是一座英雄之城，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诞生。上海也是一座协商之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这里团结合作最早、也最为成功，这里还汇聚了为数众多的人文名流与工商业人士，拥有得天独厚的统战资源。
在新旧城市嬗变中，为了迅速稳定局势，恢复生产，在一年时间内建立起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实现党中央的战略意图，以陈毅同志为代表的各级干部队伍群体积极作为、勇于担当，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法宝，坚持民主协商、科学决策，从而汇聚全社会建设新中国新上海的磅礴力量。
搭建协商平台，推动民主实践
在推动民主协商的实践中，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注重搭建协商平台，在制度层面推动民主实践。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面解放。6月1日，中共中央华东局成立统一战线工作部，上海市长陈毅兼任部长，副市长潘汉年兼任副部长。1950年 3月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成立，与华东局统战部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直到1951年分开。
除统战部之外，上海市政协正式成立前，在民主协商领域发挥主要平台作用的是“市协商委员会”。1949年8月3日至5日，上海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1949年12月5日召开的市一届二次各代会上，决定成立常设机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会议选举产生52名委员，来自11个界别。此后，市协商委员会又成立下属冬令救济委员会等，在相关领域发挥协商职能。这标志着各代会从“协议机关”向“民主协商机构”转型。
1950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地方委员会的决定》。“市协商委员会由‘民主协商机构’变成‘专门协商机构’，开始正式代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的职权。”曾对此做过深入研究的文史专家朱少伟说。
上海还搭建各类平台，以更灵活的方式有效凝聚各方力量。1950年，陈毅提出要团结“愚公愚婆”“遗老遗少”，安排他们工作，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为此，市委成立了参事室和文史馆。89岁的马韫芳曾任市委统战部联络处处长，当时是“物色文、老、贫的有识之士，聘任其为文史馆员”的负责人之一。“当时，我们共聘任了几十位馆员。他们命运多舛，但在文史馆成立后，都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马韫芳说。
1949年8月初，在上海市第一次各界代表会议上，工商界代表就联名提议组织工商业联合会案。8月26日，筹备会成立会议召开，陈毅市长赶来出席并讲话，希望工商联“能将私营企业的困难和意见提供政府，给政府参考。所以希望各业尽量大胆发表意见”。
“以现在的话形容，陈毅市长的讲话是有温度的。”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原调研员王昌范认为，上海工商联的组建，为新政权的巩固和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用心交朋友，扩大团结面
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法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巩固新生城市政权的战略选择。
5月31日，上海解放第四天，就举行纪念五卅运动、成立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大会，到会工人代表达2300多人。会上，陈毅市长号召工人们带头行动起来，维护好社会秩序,恢复生产。代表们报以热烈掌声。
6月1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市民主青年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到会的学生、青年代表达2200多人。陈毅说：“我希望青年朋友都来担当建设新上海的重任。”全场青年学生热烈鼓掌表示响应。
6月5日，市政府邀请科学、教育、文化界著名人士举行座谈会，到会有各界代表162人。陈毅在讲话中分析革命形势，希望大家共同建设新上海。与会人士深受鼓舞。
6月26日，举行市民主妇联筹委会成立大会。陈毅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向上海妇女致敬。他着重指出：“妇女问题，是整个人民革命运动中的一部分。”
6月3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及上海解放，并设宴招待各界人士，宋庆龄、邓颖超、黄炎培等千余人应邀出席……
时任上海市工商局局长许涤新曾在回忆录中谈到：陈毅市长上任头10天里，几乎每天都要参加“大会”。他有请必到，每到必讲，在宣传群众、稳定局面方面，起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
这样用心交朋友，效果显著。安达纱厂的刘靖基，在工商界上层代表人士座谈会上听了陈毅的报告后，马上将已转移到香港的资金转了回来；陈毅到荣毅仁家里做客，和他一起欣赏贝多芬的音乐，这让很多工商界人士感到共产党可以交朋友，可以留下来恢复生产……
“陈毅等与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各个阶层人士都由此理解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这为顺利开展‘民主建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朱少伟说。
认真办实事，昭示为民初心
为了真正稳定人心，上海解放不久，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通过认真办实事，释放政治诚意，昭示为民初心：一是制定和宣传有效政策，二是解决具体困难。
这其中，最典型的是为稳定工商界的一系列作为。上海解放后，中央提出上海要坚定地执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这个‘十六字政策’，是送给统战对象的定心丸，是推动工商界前进的进行曲。”民进中央原副主席、上海大学教授邓伟志这样评价道。
共产党领导的政府非常重视帮助社会各界解决实际问题。1949年7月到8月间，上海港口遭敌人封锁，一些私营企业因此停产，致使劳资纠纷迭起。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及时作出反应，制定了反封锁的6条方针，提出用国内原料、国内市场解决上海工业发展问题，并再次强调“劳资两利”原则。
到1949年年底，国家银行对私营企业发放贷款500余万元，全市私营企业开工率由解放时的25%上升到67%。
感受到新生政权诚意的不止工商业。1950年下半年，陈毅市长指示要求开展宗教工作。统战部首先从佛教开始人手，修缮年久失修的静安寺和玉佛寺，不久两寺修缮一新，佛教信众赞扬不已。以后又修缮了伊斯兰教的“小桃园”清真寺、道教的道观等宗教场所，同时恢复了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堂等，信徒们有了比过去更好的宗教环境。
上海解放前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巩固政权离不开同社会各界的积极协商，专门协商为新政权巩固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