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日报》第二期

《向导》创刊号

《支部生活》第二十六期目录
上海是海派文化的摇篮，也是现代新闻媒体汇聚的重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中央曾驻沪逾10年，早期党报党刊多在上海创办，它们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广泛动员群众，有力地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昔日，这些立足于黄浦江畔的早期党报党刊，在生动折射海派文化风格的同时，也使海派文化逐渐融入红色基因。
第一份公开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
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西湖会议上决定创办一份权威性的刊物，广泛宣传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9月13日，第一份公开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在沪问世，系16开本，刊头下标明为“周报”，总发行机构设于老西门肇浜路（今复兴东路）兰发里3号；蔡和森担任主编，参与编辑和撰稿的先后有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高君宇、彭述之等，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等也写过文章。蔡和森曾在《敬告本报读者》中申明，《向导》是“中共政治机关报”，又是“中国民众的喉舌”，“是真正代表中国民众利益的报纸”，“是中国劳苦同胞的忠实好友”。
蔡和森主编《向导》近三年，以顽强的精神克服了各种困难，坚持出版150期。该刊出于增强针对性和突出重点的考虑，相继开辟“时事评论”“寸铁”“各地通讯”“余录”“什么话”等栏目。与此同时，蔡和森还自己动笔撰写了大量政论、时评（仅署名“和森”的便达130多篇），无论是五六千字的长文，还是数百字的短稿，都能抓住现实中的重要问题或典型事例作具体分析，说理透彻，观点鲜明，具有说服力。
蔡和森常去工厂，虚心听取大家的建议和批评；为了及时反映读者要求和呼声，他特意在《向导》增设“读者之声”栏目。该刊发行量从起初的3000多份，很快上升到2万多份。
由于政治环境险恶，《向导》编辑部几经转移，发行范围却从上海、北京、广州、长沙逐渐扩大到全国各大中城市，并在巴黎、柏林、东京设立分销处。1925年夏，蔡和森因病离开《向导》编辑部，由彭述之接编，郑超麟承担具体编辑事务；1927年春，《向导》编辑部随中共中央机关从申城迁至武汉，由瞿秋白主编，羊牧之协助编辑，最高发行量曾达10万份，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时停刊，共出版201期。
党创办的第一份日报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为了及时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鼓舞群众的斗志，中共中央决定在沪公开出版一份日报。
6月4日，《热血日报》在上海问世，由瞿秋白担任主编，沈泽民、何公超和郑超麟等参与编辑，社址设于北浙江路（今浙江北路）华兴坊（今华兴路64弄）56号。瞿秋白在发刊词中宣告：“现在全上海市民的热血，已被外人的枪弹烧得沸腾到顶点了……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
《热血日报》系四开四版，采用铅印，每期约1.2万字。该报政治性、鼓动性较强：第一、第二版的“本埠要闻”“国内要闻”“紧要消息”栏目，多登载各报回避或忽视的新闻；第三版的“国际要闻”栏目，专门报道各国工人阶级对我国人民同情、支持的消息；第四版的“呼声”副刊，主要发表短评、杂文和文艺作品等。该报从第二期起，连续一周在头版推出“外人铁蹄下之上海”栏目，揭露上海租界巡捕房的血腥罪恶。
在主编《热血日报》期间，瞿秋白正被上海租界巡捕房“通缉”，但他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那时，他尽管工作非常艰辛，却对妻子杨之华说：“这样工作比在大学讲台上讲课要有效得多。”
《热血日报》是党创办的第一份日报，在“五卅”运动中有很大的社会影响。该报曾在启事中透露：“出版十期，销数即达三万，投稿通信与亲来接洽者，日以百计。”由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扼杀，该报于6月27日出版第二十四期后被迫停刊。
第一份《支部生活》
1927年夏，邓颖超由鄂抵沪，“受命处理党组织由公开转入秘密状态的许多工作，紧急处理中央机关迁回上海的相关事务”。
翌年下半年，随着在沪中共中央机关的逐渐完善，设立了中央直属机关支部，由邓颖超担任书记。那时，因条件困难，党内读物很少。邓颖超经调研，决定出版一份《支部生活》。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此提出建议：“《支部生活》的编辑，必须注重在一般同志所需要所欲求解答的问题作编辑的材料，应将过去的记录汇刊的方式改变过来。”
1929年1月，《支部生活》创刊，邓颖超担任主编。该刊系12开本，起初每期印行75册，后根据需要增加数量。为了确保安全，《支部生活》很注意隐蔽性，常采用伪装封面，如1930年5月17日出版的第二十六期封面印着谐音的“志夫新话”。
邓颖超主编《支部生活》期间，很重视从多方面了解党员思想状况，以便有针对性地组织稿件，还发动同志们踊跃投稿。创刊号发表了中央直属机关支部工作纪要，明确目前任务是：“加强政治训练”；“督促工作”；“整顿党员的日常生活”；“讨论参加产业支部工作”；“讨论秘密工作问题”。第三期发表了中央直属机关支部第十七党小组的报告，并有“伍豪”（即周恩来）作的结论。第十五期发表了“伍美”（即邓颖超）的《学习化与研究化》。第三十九期发表了《健全支部生活》和《党员为什么要交纳党费》等。该刊还介绍上海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开展的情况，并发表了许多富有战斗性、建设性的文章。
邓颖超后因工作需要离开了“直支”，《支部生活》仍然继续出版，现在所见最后一期为1930年10月1日出版的第三十九期。它对于从思想上加强早期党的机关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这些早期党报党刊中，有的敢为人先，有的策划精湛，有的编排考究，有的着力开拓，它们既坚持了鲜明的政治立场、办刊宗旨，又生动演绎了海派文化善于创新、引领潮流、追求卓越的特质；它们既奠定了我国党报党刊的优良传统，又使海派文化增添了新的亮点。当今，对早期党报党刊赋予海派文化红色基因的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上海这座英雄城市的人文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