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先生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1897年，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集资在上海创办了商务印书馆；1902年，张元济接受夏瑞芳邀请进入了商务印书馆；1904年，商务印书馆在宝山路东建筑总厂，到1907年建成，占地共80亩，有总务处、印刷所、编译所、尚公小学。商务始终“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以发扬中国文化、介绍西方文化为方针，到1932年间出版物达8000余种，读者数以万计，被世人誉为东方文化的中心机关。
商务印书馆不断发展的年代，正是中国内忧外患之际，军阀混战，列强侵略。强大的“红色基因”在这个年代也随之应运而生：周恩来、陈云、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于是，商务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成了一方重要的“红色堡垒”。
周恩来与商务印书馆工会
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两次武装起义失败，周恩来同志秘密来到上海，组织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在一次商务印书馆工会召开的党员和工会骨干会议中，他详细询问了商务印书馆工会前两次参与工人起义斗争的情形，他对大家说：“我们工人首先要树立起军阀必倒、工人阶级必胜的信心去发动群众，组织训练好既有军事知识，又有政治思想觉悟的工人纠察队。有了坚强的工人纠察队，就可准备随时投入战斗，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要联合上海全市市民打倒反动军阀，建立民主的市民政府。在斗争中，我们工人阶级要表现出伟大的力量来保卫自己。”他的这一番话极大鼓舞了在场工人的斗志，增强了他们胜利的信心。
由于当时形势动荡不安，商务印书馆的高层，为了保卫企业财产和自身安全，出资购买了数十支长枪、短枪和一批弹药，组成了闸北保卫团第三辅助团，征求商务印书馆工人参加。工会在工人是否参加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周恩来同志在参加工会的会议中提到这个问题，大家意见仍然难以统一。他认真听完大家的发言，风趣地问大家：“你们再冷静点想想看，究竟要不要去参加？”被他一问，大家都默不作声地望着他。他耐心地说：“我看，不但能参加的要参加、要去训练，而且没有参加的还要争取去参加。保卫团就是个合法身份嘛，我们有了合法身份，就可公开进行军事训练，就能学到军事技术，也就可以对付敌人，必要时还可以把保卫团的枪支拉过来对敌军作战。这是好事，不是坏事，我认为去参加好，不知你们的意见如何？”大家听了他讲的道理，心底豁然开朗，一致同意了他的主张。不久，周恩来同志还特地指派黄埔军校毕业的胡公冕来担任商务工人纠察队的军事辅导工作。
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前夕，周恩来同志曾多次在赵世炎、陈云、章郁庵、徐梅坤等同志分别陪同下来到商务工会，部署起义的准备事项，形势极端恶劣。有一次，他亲自坐汽车送来两箱枪支和弹药到商务印书馆工会，一箱给商务工人纠察队，另一箱送往指挥部的一个临时集中点。当周恩来来到商务工会时，大家正在开会，见到他亲自来送枪支，纷纷感到不安，因为这些天的宝山路俨然是危险地带，可周恩来同志微笑着说：“兵法上不是说要出其不意吗？谁相信青天白日坐着汽车的阔老板肯自冒风险送军火。大刀队不是眼看着我坐的汽车直驶而来也不问吗？”周恩来同志对革命事业负责而完全不顾个人安危的勇敢精神，使商务工会的同志们敬佩不已。
他常对大家说：“干革命嘛，总要冒些风险，可是胆要大、心要细，否则就干不了革命大事。”在周恩来同志的影响下，商务工人纠察队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奋勇作战，一举夺取了五区警察署、攻下了东方图书馆的敌人据点，胜利完成了周恩来同志原定的战斗计划。紧接着，他又命令商务纠察队派出一个中队赶赴北火车站，参加围攻直鲁驻军的战斗。
陈云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
作为开国元勋之一，陈云同志和商务印书馆同样有着深厚的渊源。1919年12月，15岁的陈云离开了家乡青浦练塘镇，来到商务的发行所文具柜当了一名小学徒。1925年，随着五卅惨案的爆发，全上海乃至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商务印书馆的职工也积极投入这场运动之中，迅速发起成立了五卅惨案后援会。6月3日，商务印书馆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等编辑的《公理日报》创刊，报社宗旨：“发表我们万忍不住的谈话，以唤醒多数的在睡梦中的国人。” 主要内容为揭露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报道海内外支持五卅运动的消息、文告等。为了扩大《公理日报》的影响，年轻的陈云和工友们主动利用业余时间一起上街当卖报员，并且参与罢工、游行、散发传单。
在亲身经历的这场运动过程中，陈云目睹了帝国主义的残忍，真切地感受到在人民群众中蕴藏着伟大能量。他在1926 年7月写下的《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中高度评价了五卅运动的历史意义：“震惊全世界的五卅运动，将中国民族运动升至高潮。”
同年6月21日，商务印书馆在虬江路广舞台举行了工会成立大会，到会会员及各界代表多达4000人左右，20岁的陈云作为工会代表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党中央极为重视商务印书馆的职工运动，没多久便派来了徐梅坤，与陈云、沈雁冰等十余人组成临时党团组织，徐梅坤任书记，陈云被推选为发行所职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商务的党员人数逐渐增多，工会组织发展尤其迅猛，成为上海一支有影响、有实力的队伍。八九月间，陈云同志经董亦湘、恽雨棠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晚年回忆说：“我自觉入党时经过考虑，而且入党以后，自己觉得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要专干革命。”这是他思想上的一次重大转变，是他新的政治生命的开始，从此，他成为一名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了整整70年，贡献了毕生的心血。
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1927年5月，陈云同志离开了商务印书馆，但他始终对商务怀着深厚的感情。在商务建馆85周年时，他有这样一段题词：“商务印书馆是我在那里当过学徒、店员，也进行过阶级斗争的地方。应该说商务印书馆在解放前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
商务印书馆的劫后重生
1932年1月28日晚，日本陆战队突然侵犯闸北，挑起了“一·二八”战事，十九路军奋起抵抗。第二天早上10时左右，多架日本飞机盘旋在商务印书馆上空，投下了6枚炸弹，商务印书馆总厂全部炸毁，并波及东方图书馆、编译所、尚公小学。2月1日早上8时左右，日本浪人潜入东方图书馆纵火，焚毁了全部藏书。商务经此次劫难，损失殆尽，被迫停业。日本特别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叫嚣道：“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才永远不能恢复。”
199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邀请了张元济先生之孙张人凤到《市民与社会》节目讲述抗日历史故事，有一位听众打电话到电台，说当年他住在南市，还是一个很小的孩子，见北面天空升起黑烟，心中无比恐惧，家里大人告诉他，那是商务印书馆被日本人烧毁了。
那一天，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站在离宝山路三里多远的七浦路北新书局阳台上，望着冲天的火焰，焚余的纸灰横飞四处，他在阳台上拾起一片未烧尽的纸，竟是《辞源》的残页。那一天，上海刮东北风，纸灰飘到了张元济先生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家中，他无比悲愤地对夫人说：“工厂机器设备都可重修，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收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是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
1932年3月上旬，商务开始了资产损失统计，商务总厂中数百架机器、纸张、存书，及各个部门，如第一至第四印刷所、营业部、本模型制造部、制油墨部、藏版部等均与房屋同归于尽。总厂以外的东方图书馆、编译所和尚公小学等成了断壁颓垣、纸灰瓦砾。损失总计为16330504元。
然而，商务印书馆的一批文化人士，深感在国难当头之际，自己身上所担负的重大责任，他们没有被气势凶恶的敌人吓倒，张元济在致胡适的信中说道：“商务印书馆诚如来书，未必不可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犹不止于一篑。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兄作乐观，弟亦不敢作悲观也……”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提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他思索着：“敌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图再起，这是一个怯弱者……一倒便不会翻身，适足以暴露民族的弱点，自命为文化事业的机关尚且如此，更不足为民族之耻。”他又思索道：“这个机关三十几年来对于文化教育的贡献不为不大；如果一旦消灭，而且继起者无人，将陷读书界于饥馑。”
经此一劫，商务领导层审视国际国内局势，作出缩减规模的决定，无奈放弃了宝山路工厂。同时，宣布当年8月1日复业，并成立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经过长达14年的艰苦岁月，商务辗转奋斗于上海、香港、重庆，坚持办到了抗战胜利，直至迈入新中国，呈现出崭新的气象。
（作者系民建会员、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书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