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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上海接管记:回忆父亲参与接管上海的往事
范卫平/政协头条  
来源:政协联线 | 2019-05-18 08:19 字号
1949年5月,解放军进入上海。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解放军严格遵守入城纪律,战士们露宿街头。
一九四九年,解放军攻占上海前夕

1949年5月底,我的父亲范征夫参加了上海常熟区的接管工作。当时的常熟区是现在徐汇区的一部分,1956年,两区合并为徐汇区。一晃已过去整整70年了,仅以此文纪念上海解放70周年。
南翔待命
1949年5月26日晚,父亲范征夫所在的市区接管队,在队长黄元庆、政委张文通、副政委盛志明的带领下,乘火车从江苏丹阳城出发,驶向硝烟弥漫的上海。20个接管队的任务在丹阳早就明确:接管国民党20个区的党政机构。接管队中的大部分人是从军队和山东地方上调来的,其中有地师级和县团级干部30多名;另一部分是原上海地下党党员。
5月27日清晨,父亲乘坐的火车开到上海附近的南翔站突然停车, 据说因前方铁路尚未修好,不能再往前开。接管队所有人员只好下车到附近一个村里休息,待命进入市区。本来以为很快就要出发,不料一等竟是两天。
5月29日早上,大队部开了一个临时会议,公推张文通去领受任务,于是张文通与上海地下党陈鸿元便找了一辆救护车,风驰电掣般向市区驶去。到了傍晚,他们才风尘仆仆地回到驻地,并告诉大家,停在南翔待命有三个原因:一是上海虽然在5月27日上午9时全部解放,但零星残敌尚未完全肃清,有的还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打冷枪。而接管各区的干部非常少,武器也不多,上级为了大家的安全,所以决定等残敌完全肃清,打扫好战场,再通知大家去接收。二是按照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原定方案,接收程序由上而下进行,这样可以减少阻力。 三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军管会领导同志虽然已与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张承宗等会师,但分配到各区参加接管的原地下党同志尚未完全安排好,需要一两天才能分配妥当。
庄严的时刻
5月29日夜,大家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30日清晨,接管队所有人员登上了火车,这时铁路已经畅通,不一会儿就到了上海北站。下车时,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欢迎解放军、拥护共产党的口号声不绝于耳。马路上一队队男女青年穿着新装、打着腰鼓、扭着秧歌、唱着革命歌曲, 充分表现了上海人民庆祝上海解放无比兴奋的心情。
接管队排成两路纵队走到塘沽路原国民党上海市参议会和民政局的旧址(当时已成了政务接管委员会办公处)。曹漫之副主任和大家见面后,简单介绍了这几天市区治安情况,交代了接收开始时应注意的问题,并当场分发了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各区的命令,宣布了各区接收专员及接管工作组干部名单。张文通、章永年和父亲三人奉命接收常熟区的党政机构。
下午4时多,常熟区接管工作组到达原国民党上海市常熟区区公所驻地——宝庆路10号。当他们下车走向区公所时,只见大门外两旁站满了穿着长衫的人, 他们在国民党常熟区区长王伯盘、副区长钱如南的带领下,列队欢迎工作组的到来。工作组进入会议室后,他们也进来并坐了下来。张文通拿出随身带来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一号命令”,用地道的山东口音,一字一句地郑重宣读。这时全体起立,肃然恭听。这个“一号命令”是:“兹任命张文通为接收专员, 前往办理接管事宜。该机关所有在职员工,各安职守,迅即负责办理移交,切实服从领导,遵守革命法纪,并听候甄别录用。在接管期间,务须协助接管工作,保护资财、图书、账册、档案、车辆、用具等,并应由该机关负责移交人员造具详细清册,确实报告,听候清点,凡保护有功者奖,怠工破坏阴谋捣乱者,依法严惩不贷。仰即切实遵照,毋违为要!此令。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1949年 5月30日。”宣读完毕,张文通又向他们宣讲了“约法八章”,并宣布了来常熟区接管的干部名单。当他们听到接管工作组连专员只有3名干部、2名警卫人员时,都非常诧异。因为他们原来预计前来常熟区接管的,不是一团一营至少也有一连或一排人,结果只来了5个人,似乎不可思议。
当晚,父亲他们由原常熟区区公所一位地下党员引路,来到区公所附近的靖江路39号一幢房子里休息。这是一幢法国式花园洋房,主人是原国民党总统府军务局局长俞济时。他临走时留下看守人员,接管队向守卫说明来意,同意后入内就宿,当看到主人寝室有席梦思以及豪华摆设时,他们连忙退出,去客厅休息。他们的一举一动,看守人员及花匠等看得一清二楚,很是钦佩。
情况比预料的好
5月31日早晨,常熟区接管工作组与个别联系上的地下党同志碰了一次头,简单交换了意见,最终确定整个接管工作按接收、 管理、改造三个步骤进行。
根据这个设想,接管工作组上午到常熟区区公所,找主要人员谈话。除正副区长外,到会的还有总干事、各股主任,以及区公所全体职员约30人。张文通询问了本区最近几天的治安情况,区长汇报说:“ 5月24日傍晚,解放大军已推进到龙华、徐家汇一带,由于国民党军队先已溃退,所以本区未发生战斗,全境即告解放。现在除马路上还堆有沙袋未及拆除外,市面正常,商店大多开业,人心安定,秩序井然。”接着他又介绍了常熟区的一些基本情况,如本区面积等。
这次见面比上次宣读命令时要轻松一些,王伯盘站起来说:“解放军纪律严明,政策宽大,从此以后,我愿意凭良心办事,来将功赎罪。” 民政股主任、民主党派人士简恩霈也当场表态,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并说:“本区民主党派的同志在解放前夕已做了不少工作,以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今后当继续努力协助接管工作组做好接管工作。”
6月3日,常熟区接管工作组召开全区保长、保干事、户籍员等会议。张文通除反复宣传“约法八章”及党的政策外,还要求到会人员切实执行以下六项任务:保护好档案、户籍册,听候派员接收;检举潜伏特务,提供散兵游勇的名单;报告隐藏和散落的武器弹药以及物资;组织人员清理堆积的垃圾,保持清洁卫生;立即拆除沙袋工事,使本区交通畅通无阻;继续用原有的户籍册办理群众户口登记,发现可疑分子要立即报告。这次会议效果很好,事后许多保甲送来了清册和名单,上缴了一批武器弹药,沙袋工事全拆除,垃圾也打扫干净,完全改变了战争遗留下来的痕迹,社会秩序进一步得以稳定。
从6月4日到10日,常熟区接管工作组逐一开展各项接收工作。对人员接收,工作组采取按花名册点名方式进行。这样做的好处,可以初步了解每个人的相貌、特征,便于以后进一步接触、谈心;对档案、物资的接收,由于数字较大、数量较多,接管工作组采取与原区公所各股主任等分别清点移交的接收方式,在交接完毕后双方签名盖章;对区里一部分教育单位,按市军管会规定予以接收。由于工作组接收人员态度和蔼,严格按党的政策办事,故进展非常顺利。
当然,由于工作组缺乏城市工作经验,接收工作也有若干不足之处,如发动群众的时间稍微迟了一些;对于区内人员情况了解、听取各方面反映不够全面,导致在以后遣散了一些不应遣散的人员;对于物资清点不够仔细认真,事后发现有所短缺等。
遣送难民灾民返乡
上海解放后,各区难民较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难民大部分是1948年华东各省市遭受水灾后逃来上海的,也有因战争原因逃往上海的,还有一些散兵游勇混杂其间。
1949年6月23日,上海市政务接管委员会邀集全市重要的公益团体举行座谈,商讨遣散难民返乡生产的办法。常熟区在接收工作期间,也陆续疏散了一批难民返乡生产。本来这项工作可以在短期内完成的,不料1949年7月24日夜,台风暴雨突袭上海,复兴中路等地水深过膝,许多人行道上的大树被连根吹倒,公共汽车难以通行,有的地区积水更深,灾情严重。据当时不完全统计,肇嘉浜以南房屋倒塌、损坏共计665间(其中棚户634间、平房24间、楼房7间),居民家具损失192件,棉被27条,其他物资265件,受灾户数达501户,人口达 2389人。在这次台风袭击中死亡85人,受伤或致病者47人。
对这次台风暴雨的袭击,市领导非常重视,陈毅市长半夜起床,打电话到各处询问受灾情况,指示立即采取措施,抢险救灾。次日,市府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救灾工作。这次台风袭沪,上海郊区损失最大,海塘决堤达20多处。25日,台风又袭击苏皖等地,使原来已疏散返乡的难民又陆续倒流回沪,情况更为严重。
面对愈发严重的灾情,上海市政务接管委员会曹漫之副主任发出通知:各区应迅速成立救济委员会,以区接收专员为主任,有关部门参加,迅速开展紧急救灾工作,并和疏散难民的任务结合一起进行。常熟区经过酝酿,于8月1日成立区救济委员会,父亲任主任,下设总务、财务、组教、卫生4个组,由有关部门负责人分任正副组长。有序开展各类救灾工作,尽快使无家可归的灾民在生活上得到起码的保障。与此同时,发动群众进行互助活动,抢修倒塌的房屋,使灾民有栖身之处。
救灾告一段落后,救济委员会通过4个办事处继续动员难民回乡生活,截至1949年10月31日,常熟区遣送返乡难民、灾民共2832人。
责任编辑:陈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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