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在中国、藏学在国外”，这是新中国成立乃至改革开放初期西方的一种说法。过去40年，藏学“西风压倒东风”之势逐渐扭转，中国藏学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优势地位正在显现。
2018年，大型丛书《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的出版，对于中国藏学研究大有裨益。可以说，这套丛书能够出版，有一个人功不可没，他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乌云毕力格。
走进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步入乌云毕力格教授的办公室，窗明几净，书香盈盈。书架、书桌上密密匝匝摆放着汉文、蒙古文、藏文、满文、英文、德文、日文书籍。办公室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皮革材质的成吉思汗画像。旁边的书架上，设有一个藏传佛教佛龛。这位蒙古族学者，让我们看到了不少蒙藏文化交融的痕迹。
有着德国波恩大学留学经历的乌云毕力格教授，与我们的交谈，从对国外藏学研究的看法谈起……
图为乌云毕力格。摄影：王淑
缺乏一手档案文献，国外藏学研究结论难免有偏差
“国外的藏学研究，起步早，像图齐那样的老一辈意大利藏学家的研究，很有成就。可是，当时公开的藏文档案资料相对欠缺，更别说蒙满文档案，最近几年才整理出版。因此，国外藏学研究的一些观点、结论是建立在传世文献基础上的。”
乌云毕力格教授指出，传世文献虽然也有藏文书写的，具有全面、系统、连贯的特点，但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传世文献中会贯穿作者个人的立场，在史料的取舍方面会有主观性，甚至有润色、杜撰的可能。
他认为，档案文献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它就是当时历史的客观记录，是历史的一部分，从历史时期一直延续至今。国外的藏学研究没有建立在具有说服力的第一手档案资料上，结论上就会有偏差，这是不可否认的。有一些国外学者，出于自己的政治立场等因素，还发表过一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观点。现在，类似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的公开发布，对于推动国内外藏学研究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
图为大型丛书《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①》（全套丛书共10本）。摄影：李元梅
心系蒙藏关系研究，他的一篇文章缘何引起俞正声作批示？
“1987年，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关于和硕特汗廷》研究了明末清初蒙古人统治西藏的历史，从那儿开始，我一直对明清时期的蒙藏关系问题比较感兴趣。在德国波恩大学留学期间，我也做过其他方面的研究，但对这方面的关注从未放弃过。”
后来，乌云毕力格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工作，学院主张“大国学”，不仅研究中原文明，也要研究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我主要从事蒙古学和满学研究，因此又开始了蒙藏关系问题的研究。当年我在做和硕特史研究的时候，就有一个体会：西藏应该有非常多元代以来蒙藏关系方面的史料古籍。上个世纪，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去到西藏。近年来，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成熟，我开始着手去挖掘这方面的材料。”
2014年2月，乌云毕力格教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文书亟需整理和研究》，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看罢文章，作出重要批示，要求进一步加强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整理研究和开发利用工作。
中央统战部、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及国家档案局对此高度重视，及时安排部署，很快成立了领导小组，召集相关专家组成了专家小组。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也于2014年正式启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大型影印丛书文化工程。
“我们首先到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调研，统计到底有多少档案，紧接着是整理形成目录，从而基本掌握了档案收藏情况。”
乌云毕力格教授介绍，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的元代档案，为忽必烈时期到元顺帝时期中央政府颁发给西藏地方的重要文书。
清代的蒙满文档案非常丰富、系统、全面，时间跨度为清顺治四年(1647年)到1908年，几乎涵盖了清朝入关到灭亡之间200多年的历史。
其中，满文档案虽然只有400多件，数量不算多，但意义重大。大部分为清朝中央政府颁给西藏地方的下行文书，主要是皇帝的诏令和敕书，如顺治皇帝写给四世班禅、五世达赖的文书原件，这些档案直接说明清朝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理。
图为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旧址陈列馆。摄影：李源
300多件清朝驻藏大臣文书，为何要用蒙古文书写？
清朝在西藏最终实现的全面、直接而有效的统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断解决西藏内部出现的民族矛盾和政治危机之后逐步完成的。这其中，蒙古文还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乌云毕力格教授告诉我们：“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藏的蒙文档案数量很大，非常有意思。”这批蒙文档案中，有一部分非常重要的档案——驻藏大臣的文书，大约300多件，主要集中于清朝雍正、乾隆年间。
“过去我们了解到的驻藏大臣文书，多为汉、藏文书写，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蒙古文文书。”驻藏大臣是清代中央政府派驻西藏的地方行政长官，常驻拉萨，管辖西藏的行政事务，体现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直接管辖。这批档案中的记载，清楚、充分地证明了当时驻藏大臣是以什么样的方式管理西藏。
令我们不解的是，清代派驻西藏的驻藏大臣，写的文书为什么不用满文或藏文，而是蒙古文？
乌云毕力格教授解释，清朝初年，满族并不信仰藏传佛教，与西藏没有太多直接的联系，在努尔哈赤晚期至皇太极时期，主要是通过蒙古和硕特部间接地接触西藏。
1717 年至 1720年，准噶尔部首领策旺阿拉布坦派出六千精兵奇袭西藏，占领拉萨达三年之久。蒙古准噶尔部的入侵，终结了蒙古和硕特部在西藏 75 年的统治，给西藏造成严重的伤害。为消灭准噶尔军人，清廷出兵进行平叛——这是清朝建国以来首次对藏用兵，史称“驱准保藏”。
“驱准保藏”之后，清朝中央政府调整西藏地方管理体制，取消了蒙古汗王掌政的做法，任用西藏人管理西藏，赐封西藏贵族颇罗鼐为郡王，协助驻藏大臣总理西藏地方事务，数位噶伦联合掌政，钦差总理西藏事务，大臣监督施政。1727年派出驻藏大臣，1728年设立钦差总理西藏事务大臣衙门，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监理西藏地方事务，此举不仅保障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统治的直接有效，还使这种统治机制体制化和制度化。
然而，西藏人大多不懂满语，满族人也不懂藏语，清朝中央便以蒙古语作为媒介，通过蒙古喇嘛与西藏沟通。因此，驻藏大臣与西藏地方官员、贵族、宗教人士是用蒙古语交流，驻藏大臣呈给中央的奏折、文书也用蒙古文书写。
图为《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①》中的八思巴字《也孙铁木儿皇帝颁给朵甘类乌齐寺僧众谕旨》。摄影：李元梅
蒙古百姓与西藏高僧的书信，透露出他们怎样的精神世界？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中，有一部分蒙古地区官员、贵族、老百姓直接与西藏的达赖、班禅等高僧大德联系的书信，有800多件，这些书信对反映历史上的蒙藏关系有重要意义。
“过去研究蒙藏关系，史料记载的多为蒙藏上层之间的联系，体现不出蒙古族老百姓对西藏的态度、宗教信仰等。”乌云毕力格教授说：“这批档案涉及到了现在的中国内蒙古自治区、蒙古国全境，以及俄罗斯境内的布里亚特共和国等区域生活的蒙古人，全面反映出当时蒙古人的宗教信仰和精神世界。”
档案中可见，蒙古地区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会根据自己的财力，虔诚地向西藏的高僧大德献礼祈福。贵族可能会献上几百两的白银，百姓会以哈达、碎银表达心意。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诉求，家里孩子夭折的会来求子；家里老人去世了，会来乞求熬茶超度；家里有人生病的，会来请求念经祈福。
图为18世纪《乾隆皇帝佛装像唐卡（局部）》。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图为清《乾隆皇帝大阅图》轴，郎世宁绘。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乾隆与颇罗鼐父子的往来文书，填补了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乌云毕力格教授指出，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写给中央的上行文书中，补充了很多重要的历史细节。
他举例说，过去研究清代西藏贵族颇罗鼐的历史，可供参考的有藏文版《颇罗鼐传》，以及其他史料中的相关记载。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藏的档案中，有20多件颇罗鼐写给乾隆皇帝的书信，还有乾隆皇帝颁给他的敕书，过去没有见到过，特别是蒙文书写的。
下行文书中，有关于清朝中央政府延请五世达赖喇嘛入京等方面的内容，是非常直观的历史物证。
其中，有一道乾隆皇帝颁给颇罗鼐儿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的圣旨，很有意思。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原本在青海和硕特部贵族中下聘了一位女子为妻，不知何因，这位女子不能嫁给他了，乾隆皇帝便在这道圣旨中称：既然这样，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可以娶这位女子的妹妹。
乌云毕力格教授认为，这道圣旨说明了，清朝皇帝对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贵族的情况非常了解，他们之间除了政务方面的联系，还有对个人事务的关心，可见清朝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关系之密切。
乌云毕力格教授总结道，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的蒙满文档案，以原始的、一手的历史细节记录，再次客观地证明了：历史上，西藏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原题为《乌云毕力格：“西藏蒙满文档案”里的中央与西藏》）